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吗*——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分析

互联网技术推动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对于降低融资约束和创业成本，推动我国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并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促进返乡农民工非农就业概率提高0062个单位～021个单位，并使其农业就业概率降低0071个单位～022个单位。数字金融能够降低融资和创业成本，吸引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地区开展机会型创业，由此创造就业岗位，促进收入提升；相比之下，数字金融对进城农民工创业及收入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低物质资本、低人力资本的返乡农民工开展机会型创业，并对高儿童抚养比的返乡农民工有更强的普惠性。本文为返乡农民工等重点人群“稳就业”、推动农村信息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依据。     

零工经济如何改变性别工资差距*——基于家庭与市场的双重视角

中国企业生产与性别收入分配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零工就业意味着雇佣的非正式化与收入的不稳定化，女性被大量吸纳进入零工经济的同时，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家庭的方式也发生转变，性别工资差距可能随之变化。理论分析表明，在市场领域，非正式雇佣加深了劳动后备军对工资的挤压效应，女性作为劳动力“蓄水池”，收入下降效应更为明显；在家庭领域，不稳定收入加深了劳动者的自我规训，家务劳动时间分配不均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张。在上述两种效应下，零工经济中的性别工资差距将大于非零工经济。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理论推演。劳动者“灵活性”和“安全性”的综合指标表明，只有建立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机制，重视弱势群体的就业保护，才能真正推动零工经济成为“稳就业、保增长”的中坚力量。     

中国工资水平变化与增长问题——工资应该上涨吗?

通过把名义工资变化与经济增长相联系,本文观察和分析了全部雇员劳动者的平均工资水平变化以及不同部门和行业雇员劳动者的工资变化状况;通过与企业利润、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相联系,探讨了工资增长问题。本文发现,中国总体工资水平存在下降趋势,应该进一步增长;从群体来看,工资最应该增长的是低收入群体和公务员群体,从部门和行业来看则是非国有部门和竞争性行业。实现工资增长的关键是健全市场条件下工资合理增长机制。     

中国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行为——倒S型劳动供给曲线在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实证检验

依据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本文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估计了城镇居民的就业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个体就业概率不断增加;随着家庭其他收入的增加,个体就业倾向逐渐降低,工作时间逐渐减少;随着家庭人口数的增加,就业个体的工作时间逐渐增加。低收入群体女性和男性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3237和-0.3167,而女性中高收入群体工作时间的工资弹性为0.1429,说明倒S型劳动供给曲线在2002年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是存在的。因此,政府部门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适时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加大对低收入群体教育和培训投入力度,促进低收入群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     

异质性资本积累的生命周期工资效应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积累与劳动者生命周期工资增长关系的机理,提出了异质性资本积累抑制劳动者生命周期工资增长的研究假说。基于CHIP2013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异质性资本积累显著降低了岗龄工资回报率,倒U型的岗龄-工资增长轨迹呈现出向下收缩的趋势。为检验劳动者就业行业选择和岗位转换行为对工资增长轨迹的影响,本文进行了内生转换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高产出资本比的行业,就业于低产出资本比行业的劳动者面临着更短的生命周期工资增长轨迹;相比于短岗龄劳动者,长岗龄劳动者虽然积累了更多工作经验,但是工资增长会更多地受到异质性资本的不利影响。由于异质性资本积累导致工作匹配价值与劳动者"干中学"积累的技能折旧,劳动者会面临着"干中学"回报率下降的风险和工资增长乏力的"收入陷阱"。因此,需要从成本补偿、就业创造、培训激励等方面提高劳动者抵御风险的能力,以促进工资稳定增长。     

临时性就业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

如何利用临时性就业保持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同时保持就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研究了临时性就业对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了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在控制相关的个体特征及其所在企业特征、行业特征和城市特征后,临时性就业会使得个体的小时平均工资收入显著减少约18.05%,且这一负向作用在考虑指标度量稳健性、户籍、不同年份数据及分行业子样本检验等情形下仍然稳健.(2)在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和可观测控制变量影响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临时工与正式工之间仍存在无法解释的工资差异.(3)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补偿性工资差异均可以解释临时性就业抑制劳动者工资收入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临时性就业会降低个体获得与工作技能有关的培训机会和培训时间,且仅特定行业的临时性就业者获得了补偿性工资.文章从就业期限差异的视角为政府部门改善劳动收入、提高就业质量和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决策依据.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双重影响及其实现路径

就业是民生之基、财富之源，当前稳就业和保就业仍然是“六稳”“六保”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助推器，而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对实现高质量就业产生了较为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在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及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扩容就业“蓄水池”，使就业机会推陈出新；能够筑牢就业“压舱石”，让就业生态千姿百态；还能旋转就业“魔方块”，令就业结构革故鼎新。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就业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劳资关系或日益紧张；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替代效应，收入差距或逐步扩大；对不同产业行业产生差异化影响，经济效率或受到影响。数字经济视域下实现高质量就业的路径包括：依靠平台经济，扩大数字就业岗位，创新就业形式；改善教育体系，注重数字人才培养，优化就业结构；关注青年群体，拓宽数字就业选择，增强就业信心；完善法律制度，强化数字就业服务，提供就业保障。     

我国城市再就业的制度障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以竞争机制为主,且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竞争机制在劳动就业中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机制以及劳动者自身素质也决定了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在该市场上重新就业的可能性极低。既然如此,失业者为何宁愿选择自愿失业也不到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去就业?决定劳动力选择就业岗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收入,让我们先看一下收入是否构成了再就业障碍。假设劳动者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失业后,在这个市场上重新找到工作的概率为p,在二级劳动市场上就业所得工资相当于一级市场工资的折扣率为a。如果p等于a,那么…     

职业不匹配与收入不平等：基于多维技能错配视角

职业不匹配是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现象，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未得到既有文献的深入考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O*NET工作内容分析数据构造多维技能错配变量表征职业不匹配程度，研究职业不匹配对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职业不匹配通过抑制劳动者接受在职培训、获取绩效工资、获得职位晋升与签订劳动合同的机会，导致其遭遇收入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后果在女性、大学生和年长者群体中更为严重，并且难以通过职业转换来缓解。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平均职业匹配程度每降低1个标准差，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19%～29%。政府主导的公共就业服务可以提高职业匹配程度，缓解职业不匹配带来的不平等后果。研究结果表明，职业匹配程度的提升是中国实现“稳定和扩大就业”与“共同富裕”两大政策目标的重要依托。     

谈低工资补贴——评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低工资补贴的实质是收入再分配，通过工资所得税的形式使那些收入高人群的收入适当减少，再通过补贴的形式使低收入弱势群体的收入适当增加。通过给每一个全职的低工资劳动者予补贴，可以提高低工资这类职业的就业水平，可以适当弥补才能和背景方面的不利条件，可以让低收入者门能够拒绝一些不安全、不健康或是工资极低的工作，以及阔宽范围满足低收入者的各种需求。     

贸易开放、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劳动者性别工资差距——来自1992-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贸易开放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经济后果是非常复杂的,而收入不平等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现有关于贸易开放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文献大多着眼于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或技能工资差距,而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关注则不多.文章利用1992-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系统地考察了贸易开放对不同部门、不同技能水平的城镇劳动者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贸易开放对制造业的性别工资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分技能水平的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制造业中高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工资差距无显著影响,主要是拉大了低技能劳动者的性别工资差距;(3)贸易开放是通过影响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结构来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因此,从保护女性的角度来说,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女性的技能水平等政策措施来促进两性平等.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雇主互惠性、内部营销与核心竞争力的相关性研究——基于苏州、无锡与常州中小型民营企业的数据检验

互惠性偏好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经济个体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利他动机,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已不能够合理地分析现实的经济行为。目前,互惠性偏好在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存在着显著的经济学效应。研究发现：互惠性动机对互惠性行为存在着正向的促进功能,雇主互惠性动机与互惠性行为对内部营销效率的改进与员工忠诚度的提高存在着显著的促进功能,内部营销效率的改进有效地促进了员工忠诚度的提高,内部营销效率的改进和员工忠诚度的提高直接改善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效率。互惠性偏好传导效应的实证检验可以为企业加强互惠性文化建设,从而提高企业的运作绩效提供现实性的理论借鉴。     

高阶收入风险、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论证了高阶收入风险的存在及其异质性,并研究了高阶收入风险对收入流动和不平等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优化收入冲击结构、消除高阶收入风险能够提高收入流动性、降低低收入群体收入停滞的风险,并且能够降低消费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因此,政府一是需要保就业、降低劳动力市场摩擦,防范劳动者受到失业等极端收入冲击的影响,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职业晋升体系,降低劳动者在工作阶梯下滑的风险。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总体工资水平估算及分析

由于存在统计口径问题,有关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问题经常被误读。国际上一般使用雇员劳动报酬衡量劳动报酬份额,而我国使用的统计口径除了雇员劳动报酬外还包括自雇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不同口径之间的比较是导致误读的主要原因。本文按照国际上通常使用的统计口径估算了我国雇员劳动报酬份额及其变动状况,并把这一变动与就业格局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观察发现,2003年以来我国雇员劳动报酬份额在雇员就业比例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相对稳定,导致工薪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下降,收入分配格局向资本倾斜,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程度不足;与此同时,工薪劳动者内部工资水平也出现分化,越是低收入的劳动者工资增长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如何实现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是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关键。     

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缴费基数与就业效应

本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法定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变动对企业申报的缴费基数、就业规模等决策的影响和具体机制。在给定监管力度和法律环境下，在法定缴费比例上升时，企业会减小申报基数；反之则增加申报基数。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缴费基数是企业与员工共同商量的结果，并且法定缴费比例变动对企业就业规模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在对不同企业类型进行分析后发现：（1）当法定比例降低时，省份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较低的企业逃费程度降低的幅度大于省份社会平均工资较高的企业。（2）当法定比例上升时，资本密集的企业相比于劳动密集的企业会更多地减少就业规模。（3）当法定比例上升时，非国有企业减少就业规模，而国有企业不会。     

后金融危机时代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研究

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各地纷纷掀起农民工返乡潮，农民工返乡后就业问题越来越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农民工就业形势的恶化，将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就业，将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金融危机影响下农民工大批返乡为背景，通过研究陕西省柞水县农民工返乡原因及经济社会影响，进一步提出促进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政策建议。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 & 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 & 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就业是农民工进城谋生的基本途径，而就业稳定是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基本保障。利用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在构建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区域稳定性较之职业稳定性的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讨论发现，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普遍存在，且在不同特征群体中存在差异；职业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新一代、高收入和在小城市就业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区域稳定性能够显著提升老一代、从事白领职业和高收入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是否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10年、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工资的影响及工资差异分解，探讨了不同年龄段群体互联网使用对性别工资差异变动的异质性及内在影响机理。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总体工资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随年份推进其影响程度呈逐渐减小趋势，互联网使用显著缩小了性别工资差异。随分位点数提升，性别工资总差异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随年份推进，在相同分位点上性别工资总差异呈逐年缩小趋势，且禀赋特征差异逐渐缩小了中等收入者性别工资总差异。互联网使用对80后群体工资正向影响显著更高，70后群体次之，60后及以上群体相对较低，呈现较明显的年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