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贸易开放的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Grossman的经典理论框架下剖析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从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角度分析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碳排放具有较强的直接促进效应；机制检验表明，贸易开放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和数字经济的技术效应增加碳排放，但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结构效应抑制碳排放，但综合效应会增加碳排放；基于人均GDP的异质性检验显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间接抑制作用无法抵消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贸易开放能够通过直接效应抑制碳排放，但综合效应会增加碳排放；碳泄漏检验显示，经济发展较弱的地区存在较严重的碳泄漏问题。     

治理质量、交互效应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治理关系的视角，理论分析了良好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采用中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能力、市场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互相强化效应，市场能力、法治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互相强化效应，治理能力、法治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互相强化效应，良好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效应的交互效应存在时期差异性、地区差异性。     

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人均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

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而金融发展作为消费环境的重要内容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及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作用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通过人均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且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金融发展通过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提高了居民消费，该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的消费促进作用表现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而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最小；且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中更为明显。     

中国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城镇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2)产业发展是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乡村发展要坚持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推动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体系。(3)城镇化对乡村宜居水平、文明程度、治理成效和生活富裕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具有经济促进效应、文化传承效应、组织治理效应、宜居水平和生活改善效应。(4)城镇化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影响不同。山地和丘陵地区的城镇化对乡村的促进效应主要由经济城镇化即产业的非农化实现，而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不显著。平原地区的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对于乡村振兴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3—2019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促进本地碳排放强度下降；城市规模、低碳试点政策以及创新水平在这一影响中具有显著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文章结论为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政策启示。     

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区域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兼论中央环保约谈的调节作用

政府行为是环境治理的关键要素,是区域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本文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2009—2020年数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文件构造环境注意力指数,沿着环境注意力—政府行为—低碳发展路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考察了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区域低碳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提升可以促进区域低碳发展,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低碳地区的政府环境注意力赋能区域低碳发展效果强于中、西部地区和高碳地区;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区域低碳发展的赋能效果是通过环境规制和环境政策执行力来实现的。中央环保约谈亦会强化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区域低碳发展的影响,但其实效性较短。结论为优化政府治理策略、提升区域低碳发展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证据。     

财政分权、公共治理与隐性经济研究

隐性经济是中国在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首次利用MIMIC模型法测算了中国地区公共治理水平,并利用中国199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公共治理总体水平从1995年的2.72%上升到2018年的6.85%,但存在地区差异;提高财政分权程度和公共治理水平都可以显著降低地区隐性经济规模,但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存在时间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财政分权和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公共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财政分权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更加强烈,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公共治理对隐性经济的抑制效应不显著。     

制造业转入如何影响中西部地区就业——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特征事实，利用2004—201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系统考察制造业转入中西部地区影响当地就业的机理与效应。研究发现：(1)制造业转入总体上显著促进了承接地就业增长，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制造业转入一方面通过产业集聚及关联效应推动承接地产业发展而增加有效就业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促进承接地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抑制污染对劳动力的挤出并增加相关劳动力的需求。(3)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转入产生的就业促进效应在距离东部沿海一线城市800 km范围内以及人口规模为100万以上的城市样本中更加显著。(4)从产业关联效应考虑，制造业转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作用显著，对农林牧渔业及部分非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支持产业有序转移与有效承接、促进制造业转移对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引导作用和实现“稳就业”目标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试点省市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基于2008—2019年碳交易试点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评估政策实施对试点地区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与非试点地区存在的差异。研究发现,碳交易机制对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除上海呈现反向效应外,北京、天津、广东、湖北和重庆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水平在碳交易试点期间得到显著提升,存在可持续影响机制;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引导技术创新发挥中介效应,进而促进区域制造业绿色化发展水平提升。认为政府应加快完善碳交易市场推广试点经验,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鼓励制造业企业主动融入“双碳”战略并实现数字化技术创新,以促进绿色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等角度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中国的中、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居民消费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地区明显强于城镇地区。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重点强化数据治理和风险监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环境;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发展,促进中国居民绿色消费。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城市经济韧性的科学测度，利用中国2005—2019年26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激发创业活跃度和创新活跃度两大机制最终促进市域经济韧性提升。(3)空间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提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4)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城市及外围城市而言，东部城市及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市域经济韧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含义：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作用，是提升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     

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双边投资协定旨在为企业跨境投资活动提供制度性保障作用,在双边国际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以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与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2004?2018年140个国家的国别面板数据,基于渐进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意愿并购,并提升了并购成功数量.(2)在动态效应上,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具有长期性,且促进幅度逐步提升.(3)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异质性,双边投资协定的促进效应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更为显著,对高制度质量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强,且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4)拓展性检验发现,双边投资协定的文本质量对中国海外并购具有显著促进效应.(5)内在机制检验发现,通过对投资协定具体条款进行分解和量化后,"投资定义与范畴""公平公正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是影响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中国海外并购的关键性条款.文章丰富了双边投资协定与海外并购关系领域的理论研究,并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及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实践提供了政策启示,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波特假说”和新发展理念，探讨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机制。将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起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累积动态效应，经过安慰剂检验和PSM-DID检验，发现结论依然成立。(2)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政策促进效应显著，而中部地区不显著，西部地区则呈现不明显的抑制效应。(3)机制研究表明，碳交易试点政策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共享发展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绿色增长。其中，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而能源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较小。(4)分区域机制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共享发展的中介效应最大，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次之，能源结构的中介效应最小；中部地区中介效应最大为能源结构，其次为绿...     

产业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规模效应与拥堵效应视角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理论着手将面板模型拓展至空间维度讨论了中国产业协同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拥堵效应，并深入探讨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途径。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协同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间也存在先促进后阻碍的非线性关系。机制研究证实了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市场潜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因地区间差异明显，东、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关系，而中部地区则呈线性关系。基于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推动中国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对进一步优化中国产业结构布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碳减排效应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污染治理具有积极的作用，是否具有碳减排效应有待验证。以2012—2019年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显著抑制地区碳排放。机制分析表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能抑制地区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工业碳放量越高的地区、碳汇资源不丰富的地区、地方政府重视程度较高的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碳减排效应更显著。拓展性分析表明，碳市场试点能够增强离任审计的碳减排效应；公众的绿色低碳意识越强，越能增强离任审计的碳减排效应。为此，要强化离任审计在工业端的力度；要引导企业践行绿色低碳生产和倡导公众遵循绿色低碳生活与消费，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对碳排放协同共治的良好格局。     

地区大数据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数据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本文将宏观地区大数据发展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区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企业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融资水平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既为地区大数据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高效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与区域创新流——来自30个省域的证据

以城市流理论中的创新流为研究对象，采用熵值法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与区域创新流水平进行测度，同时，构建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计量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探究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约束下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流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知识产权保护和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在整体上对区域创新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过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扭曲区域创新流，呈现倒U型影响；(2)根据一般面板门槛模型估计结果，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会依次产生创新促进效应—创新抑制效应—量质齐升的约束效应，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流产生先促进—逐渐弱化—最后促进的影响效应；(3)根据空间门槛模型间接效应估计结果，当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注意力水平较高时，能够缓解知识产权保护形成的空间极化效应。     

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的区域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是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关键。文章基于多维度考察2011—2020年中国省域层面新型城镇化和绿色发展水平，分析二者的区域特征，并从非线性角度考察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究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压力最大；(2)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正“U形”关系，即城镇化初期抑制绿色发展，而后期促进绿色发展，拐点为30.22%；(3)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通过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渠道，促进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4)东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