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防疫与发展的地方财政:如何权衡多重风险?——2020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总报告

2020年10月至11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围绕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展开专题调研.调研发现,疫情下的公共风险分布以及地方对冲风险政策具有空间差异性,各地复苏进度不一.数字经济发达以及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方对冲风险能力较强,区域分化在疫情冲击下有扩大趋势,财政体制不完善会诱发地方治理失灵风险.基于分析,分别给出了短期与中长期政策建议.短期政策侧重于政策的延续性和政策结构优化;中长期要以公共风险为导向加快构建现代财税体制,主要包括:一是要适度加强中央、省级事权及支出责任,降低地方政府治理失灵的风险;二是以风险理念为基本原则,转变预算模式,提高预算效率;三是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切实发挥税收的风险调节功能;四是完善债务治理机制来有效控制债务风险的不断积累.     

不确定形势下企业面临的风险挑战和成本变化趋势——2022年“企业成本”调研总报告

在风险社会中,企业成本不只是生产要素的函数,而是越来越成为了风险的函数,且函数的复杂性、多变性陡增。微观企业成本负担变化又是观察宏观政策效果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窗口。2022年9—12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基于全国13764份有效企业问卷及大量访谈调研发现,我国2022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成效持续显现,有效释放了市场主体活力。但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相互叠加,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降成本政策的效果。鉴于减税降费等政策的加力空间及边际效用递减,下阶段,应注重从“风险-成本”分析框架深化对企业成本的认识,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强化预期管理和提高治理效能等策略来对冲公共风险,进而降低企业的风险成本。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汇风险对冲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外汇风险对冲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并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能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作用越强。机制研究表明,外汇风险对冲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资源效应”的发挥。当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内控质量较高或受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外汇风险对冲的作用更明显,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更强。     

企业成本:2020年的调查与分析——从给企业减负转向对冲公共风险

本文基于2020年对17640家企业的线上调查及实地调研,系统分析评估近三年及2020年疫情以来企业成本的特点及变化趋势.根据2020年的减负政策逻辑,构建了新发展阶段下企业成本的"风险—成本"分析框架,明确了从微观的企业成本向宏观的不确定性、公共风险的减负模式转换,提出了有效防范化解公共风险、以创新对冲高"风险—成本"压力、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增强企业成本承受和消化能力等方面的具体对策建议.     

财政政策如何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基于2020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面对多种风险和多元目标,财政政策制定中的风险权衡意蕴更加明显。本文从公共风险的视角对财政政策进行了审视,认为财政政策制定的基本原理在于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宏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对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赤字率是这种风险权衡的重要体现;财政收支政策主要是对国家治理中各类公共风险的综合权衡,政策重点一般是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性公共风险。基于这种新认识,本文对我国财政政策实践进行了梳理与考察,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正在从“需求管理”向“风险权衡”逻辑转变,特别是2020年以来,财政政策权衡风险的特征更加明显。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的公共风险越来越具有系统性、综合化的特征,权衡风险的财政政策更加关注工具组合的优化以及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同,以组合优化和政策协同推动公共风险水平持续收敛。     

疫情冲击下企业减负的特征、风险与应对——基于江苏、安徽、贵州、黑龙江的调研

为客观反映我国企业成本的变化情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企业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综合评估组于2020年10-11月赴江苏省、安徽省、贵州省、黑龙江省及所辖的8个市县,围绕“企业成本和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展开专题调研.调研发现,各地自2016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企业减负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特别是2020年推出力度空前的减负“组合拳”,有效对冲了疫情风险,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但企业减负仍面临成本结构性上涨、政策不确定性、阶段性政策退出、财政可持续性等痛点以及风险对冲长期化问题.建议从风险对冲的视角,不断完善降低企业成本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改善企业预期.     

风险财政观之行为分析——基于不确定性世界观的思考

不确定性是世界的本质。风险社会中国家治理的本质是公共风险治理,财政就是要基于集体行为,通过风险分配和风险理性提升,实现公共风险最小化。但是,基于经济理性的传统财政学大多以确定性思维为逻辑基础;传统行为财政学虽然引入“不确定性”世界观,提出“经济人”理性或绝对理性的局限性,但其仍然以利益而非风险为导向。而风险理性视角下的风险财政学脱离理性人的传统假设,基于集体行为主义逻辑,坚持行为主义风险治理模式。基于公共风险防范和化解的目标本文对财政运行的各环节进行再认识：资源筹集是风险治理的物质保障,财政支出承担风险的“兜底”责任,财政平衡发挥风险平衡器功能,财政体制从纵向上协调风险化解。     

不确定性、虚拟理性与风险分配——公共风险视角的财政哲学北大核心CSSCI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与机并存。如果能管控好风险,就能化危为机,如果让风险任意扩散,就可能产生大的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这一新阶段,但是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仍未建立起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公共风险治理,而公共风险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要掌控公共风险的生成机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无论是单个国家还是全人类,在风险社会生存,必须要有风险思维,有基于风险的虚拟理性;必须打破基于利益的分配思路,从风险分配的视角审视公共风险的生成机制,发挥财政在风险分配中的核心功能,防范化解公共风险。     

公共风险的财政行为分析——一个行为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试图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来研究财政基础理论。行为主义视角下,财政的逻辑起点是基于集体行为的逻辑。财政的本质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集体行为规则。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核是追求集体行为确定性的公共风险治理,财政作为减少不确定性、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防御机制,与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核高度一致。走向基于行为主义的财政治理之道,需要建立新的思维方式,从确定性思维转向不确定性思维;基于不确定性思维引导行为预期;建立不同财政行为主体之间责任分担和风险分散机制;遵循风险理性原则进行财政行为治理,以实现公共风险最小化。     

关于地方财政或有负债与风险防范的探讨

一、财政或有负债的正面与负面效应几乎所有的财政都存在或有负债,其发生有其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衡量经济运行状况以及政府与市场协调程度的一个综合指标。它的存在,使市场无法化解的公共风险可以预     

系统风险的"传导效应"与中国的监管策略——基于对冲基金的思考

国内外文献对系统风险及其与对冲基金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冲基金引发系统风险的深层次原因包括与全能型银行部门的共生关系、投资的复杂性和高杠杆效应以及筹资的私募性、操作隐蔽性。由于系统风险具有“传导效应”,对对冲基金的监管视角应着眼于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宏观防范能力、系统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缓解地方财政困难 防范地方财政风险——学习江总书记“关于财政税收工作问题”讲话的一些体会

江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建立稳因、平衡、强大的财政，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税政策，努力做好财税工作，是我们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跨世纪发展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必要求”，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思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又进一步要求：“提高财政保障能力，注意防范财政风险”，充分说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财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客观地讲，如果一个地区收入难增、支付难保、债务难偿、收支难平，这就会影响本地区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笔者结合遵义的实际，就缓解地方财政困难、防范地方财政风险谈点看法。     

关于“套保损失”的思考——基于风险视角的探讨

金融风暴以来,国航、东航等公司套期保值巨亏使得套期保值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套期能否保值也开始遭到人们的质疑。国内企业对套期保值的风险认识不足和在套期保值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上存在缺陷。本文将从套期保值的概念和原理出发,结合案例分析套期的保值功效,并进一步分析其风险,并提出企业应该在充分认识风险、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期货市场的建议。     

环境不确定性、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以2004—2018年全部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所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企业经营环境的激烈变化会增加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内部控制在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国家治理“3+1”架构下的财政能力集——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财政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基础和核心。从财政汲取能力和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研究财政能力,并以财政收入的量和财政支出的效率作为衡量标准,不能充分揭示财政能力的内在特质,并限制了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本文分析了财政能力的基本问题,并提出"需要"的满足过程亦即风险的形成过程,"三种需要"的矛盾运动是公共风险产生的根源,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能力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体现。从公共风险视角,基于国家治理的"3+1"架构,提出了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财政能力集,以及财政在伦理道德中的规范和引导能力,并提出风险分配的公平与正义是财政的基本伦理。本文还提出这些财政能力并非平行的,而是具有层次性。财政能力的延展,呈现出不均衡向均衡动态发展、协调性日趋增强等趋势。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形成原因与泡沫风险的系统性分析——化风险为改革契机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解放后不同阶段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形式,提出地方融资平台源于地方政府间竞争,事实上提高了地方政府间竞争层次。银行独立性是控制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关键,系统性分析是深入理解与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核心。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整体经济政治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中去分析后我们会发现:有不少风险对冲因素减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的风险;通过证券化可以转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而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意想不到的成为了目前很多急需改革方面的切入点。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形成原因与泡沫风险的系统性分析——化风险为改革契机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解放后不同阶段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形式,提出地方融资平台源于地方政府间竞争,事实上提高了地方政府间竞争层次。银行独立性是控制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关键,系统性分析是深入理解与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核心。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整体经济政治包含在一个整体系统中去分析后我们会发现:有不少风险对冲因素减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的风险;通过证券化可以转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而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意想不到的成为了目前很多急需改革方面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