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减污降碳协同的时空演化及驱动力探析

基于2007—2018年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自然、人文多源宏微观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标准差椭圆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探究中国城市减污降碳协同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异质性。结果表明：(1)研究期PM2.5浓度与碳排放空间呈现集聚态势,前者集聚度高于后者;减污降碳效应存在南方优于北方,先减污后降排的发展趋势。(2)PM2.5浓度与碳排放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基本保持一致,重心均位于河南省,方向为向东北方向偏移。(3)考察期中国城市PM2.5污染存在“南北冷点、中部热点”的哑铃形空间分布和“热点减、冷点增”时序变化,碳排放呈现“热点北聚、冷点南散”的南北方“极化”和“双增”趋势。(4)多尺度MGWR模型结果相比经典GWR模型更为精准与可靠,不同时空尺度减污、降碳的主要驱动力有所差异。通过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一项耦合系统治理工程,发现影响城市减污降碳主要驱动力为降水量、城市创新创业水平、空气流通水平、实际利用外资、地形起伏度、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升级,且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影响。     

中国市域数字经济发展对减污降碳协同的促进效应及其空间分异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总抓手。文章基于2013—2020年CO2与四类典型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数据,采用时空动态熵值法测度同期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市域数字经济发展（DED）水平,提出并运用贝叶斯时空因果森林模型,研究本地和空间邻接周边市域DED（周边WDED）对本地市域减污降碳协同效应（CPCR）的促进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中国市域DED和CPCR均呈增长趋势和“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布格局。(2)本地DED和周边WDED对本地CPCR的促进效应分别呈“对数函数”型和“S函数”型特征。(3)本地DED促进效应的空间分布符合以“胡焕庸线”为界的“西高东低”空间结构,周边WDED促进效应在西部区域和沿海地区较低,而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北方地区。为促进减污降碳协同,需要在多个层面加强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和优化,包括强化区域平衡、关注空间溢出效应、增强区域发达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碳减排,但是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中部地区的碳减排,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影响不显著;（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为中介促进了碳减排;（3）环境约束力度的强弱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强约束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更大。     

环境援助的减污效应——理论和基于1982-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考察环境援助对污染物排放影响的作用机制及其在中国的实际减污效果.建立环境援助减污效应的理论模型,并利用1982-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环境援助在中国的减污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我们认为,环境援助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挤出效应以及环境援助自身的直接减污效应;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从显性的结构效应、挤出效应、援助自身的减污效应三者之和来看,环境援助降低我国CO2和SO2的排放,增加工业废水、粉尘、烟尘和固体废物的排放,上述影响均存在滞后反应;当环境援助的规模效应小于一定临界值或技术效应大于一定临界值时,环境援助影响各工业污染物排放的总效应为负.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PSM-DID检验

随着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不断完善,环境规制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2011年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这一体系中重要的一种环境规制制度。因此,在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来测度中国2009—2017年30个省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将2013年在试点省市正式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逐步改善,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和对MGTFP的影响相一致。在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中,技术进步所受的影响最大,纯技术效率所受的影响最小,综合技术效率所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规模效率所受到的影响,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及城镇化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为正,对外开放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为负,这与对MGTFP的影响一致。     

碳排放规制、企业减排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能否切实对企业形成减排激励备受关注,也是理论研究亟须探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各试点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名录,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提升了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该市场机制还未产生积极溢出效应,试点地区和同行业非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未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碳市场的初始配额实施部分竞价拍卖、采用基准法核算、非履约主体交易更为活跃,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高、企业市场定价能力相对更低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会更为明显。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还显著降低了控排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提升了绿色生产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本文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揭示了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国家统一碳市场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深化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环境规制阻碍了FDI企业进入中国吗? ——基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介效应的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了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进入负相关.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而且还能够通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但是,长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挤压企业的研发资金,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不仅从侧面检验了"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而且还为中国下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和制定相关的外资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财政压力的调节效应

运用三阶段SBM—DEA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财政压力和绿色创新效率间关系。研究表明,绿色创新具有空间正相关性,高—高集聚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省份,低—低集聚主要在西部地区省份;环境规制强度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验证了波特假说;而财政压力却抑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未来应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建立收支分权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均衡提升地区绿色创新效率。     

环境规制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污染天堂”的研究现状及前景

随着生态环境重要性的不断提升,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可能引发的生态效应已经成为目前环境经济学、国际贸易等研究的热点。同时,生态环境对产业布局研究的影响也受到大量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该文在回顾"污染天堂"假说演进的基础上,概括和总结了"污染天堂"最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当前实际对中国未来有关"污染天堂"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环境规制与污染治理绩效——基于我国“两控区”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113个重点城市1993-2009年工业三废排放量、污染治理投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统计量等大样本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对1998年实施的"酸雨控制区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政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两控区"政策的施行使得污染治理总投资增加46.0%、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增加44.1%,"两控区"政策的出台明显改善了工业二氧化硫污染治理效果。研究结论还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以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及对"两控区"城市的地理、空间、政治不同属性的检验。研究为评估环境政策总体效果提供了借鉴,探讨了环境政策的影响路径,并从企业角度和政府角度对环境污染治理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我国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研究——基于1999—200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废水、废气及固体废弃物提取出污染物公因子作为坏产出指标,并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我国各地区1999—2008年环境规制的规制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利用面板数据对影响环境规制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期内全国环境规制效率整体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各地区环境规制效率差异较大;人均GDP、利用外资水平、资本深化、工业发展水平以及环境保护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效率均有显著影响。     

双重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

伴随着全国经济进入提质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时期,环境对经济的约束作用日益增强。文章基于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角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固定效应探讨双重环境规制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地方政府竞争在其中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作用明显程度随地方政府竞争阶段不同而不同。在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数量增长阶段,环境规制效率较低会带来环境污染、结构失调、贫困等问题;但在地方政府追求多元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尤其是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构建合理的环境规制体制,完成地方政府竞争从"逐底竞争"向"逐顶竞争"过渡,对促进我国经济逐渐走向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可以双赢吗——基于我国“两控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8年实施的“两控区”政策作为一次自然试验,采用1992年至2009年期间280个重点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为样本,并借助倍差分析法对“两控区”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实施“两控区”政策后,相比非“两控区”城市而言,“两控区”城市的人均GDP增加了8.3％,人均工业GDP增加了16.8％.这意味着,施行合适而严厉的环境规制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局面.另外,我们还对“两控区”城市的地理、空间、政治等不同属性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基于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现有关于制度因素如何影响波特假说的研究,更多是关注所有制结构的单方面影响,而忽略了治理转型与绿色竞争力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治理转型"过程。本文首先基于治理转型的视角,指出不同治理类型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不同导致创新阶段差异化特征的差异,然后运用全局曼奎斯特—鲁恩博格生产率指数重新估算了2001—2016年中国30个省区的工业绿色竞争力,再利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等计量方法,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治理转型对中国工业绿色竞争力提升的复合效应,发现中国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竞争力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在中国情景下验证了波特假说。在此基础上加入治理转型,产生了初步复合效应,证明对工业绿色竞争力的作用是积极的,可加快环境规制拐点到来、波特假说实现;进而加入治理转型与研发交互项,产生深度复合效应,进一步加速了拐点到来和波特假说实现。本文为考察工业绿色增长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SCP范式下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政策机制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

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服务的重要改革方向。借助SCP范式,引入目标管理、策略选择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理论,着重分析了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过程中,参与主体与购买内容结构对不同主体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参与主体策略行为对最终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尚未形成,上级政策法规不健全导致整体治理结构尚未完善,目前二元协同会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损失,不同策略选择行为所导致的绩效侧重对该策略具有正反馈。据此,应通过扩充参与主体并保障其参与地位、加快专项法规体系建设、建立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完善绩效评估内容等方式优化政府购买环境公共服务机制,有效推进环境治理工作。     

环境规制对直接投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制度差异的视角

环境规制水平绝对低并不是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成长于不同制度环境的企业形成基于不同默会知识的组织程序,改变组织程序导致企业成本提高。制度差异是影响企业跨国扩张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基于logit模型对2003~2011年113个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差异、民主程度差异和政策稳定性差异与直接投资发生概率呈负相关关系。     

以邻为壑”如何迈向“同舟共济” ——基于量子博弈的区域大气污染府际间协同治理研究

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往往存在搭便车现象,针对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借助量子博弈理论构建了双异质政府的量子博弈模型,对是否考虑态的纠缠分别讨论,并通过策略拓展将博弈结果锁定于量子版的双方合作策略,最后基于量子策略和量子纠缠的解读,对府际协同的“纠缠协议”做了明确规定。研究结果表明:纠缠态和量子策略可以有效解决政府“搭便车”行为,因为量子纠缠和量子策略通过利益关联和指标量化,避免了“道德风险”问题,强化了政府双方履行自身职责的约束力。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推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建立空气质量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绩效评估及问责机制和培养区域认同感、建立府际信任三点管理启示,为我国推进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提供了决策参考。     

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与地方政府财政违规——基于财政治理和审计治理的实证研究

财政治理和审计治理皆为政府治理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契机,研究了财政治理和审计治理两种政府治理方式对地方政府财政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提高了县级政府财政违规金额,但该影响会在5年内逐渐衰减直至消失。机制分析表明,改革在短期内引起的审计监管放松是县级政府财政违规金额上升的主要原因,而审计监管环境趋严和审计技术效率的提高能够有效约束其财政违规行为;缺乏证据支持财政激励是改革影响县级政府财政违规行为的渠道。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也会提高地级市政府财政违规金额,但其影响机制主要是不参与县级税收分成和丧失财政截留机会而产生的财政激励。因此,建议平衡政府间财政分权关系,提高审计质量和审计独立性,重视财政体制改革和政府审计体制改革的政策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