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数字化路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但较少研究关注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差异。基于1035份工业企业调研问卷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管理数字化与生产数字化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管理数字化有利于全面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全局性作用），而生产数字化只与创新产出正相关，与研发投入和创新投入产出比无显著相关性（局部性作用）。第二，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对不同规模、类型和产业链位置的企业具有异质性影响。企业规模与创新能力存在非线性关系，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而在大型企业样本中，两者的关系不显著；与高新技术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非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更强；管理数字化显著提升不同产业链位置企业的创新能力，而生产数字化的上述作用则具有偏向性。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要加强对两类数字化转型路径的支持力度，出台支持中小微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精准化和差别化政策，以提升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     

管理者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期望落差下的“使能”创新

在动态竞争环境下，管理者能力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化转型新机遇的关键要素。在构建数字化创新体系的背景下，本文选取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分析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管理者的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都影响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资源整合能力尤为重要；当企业的经营业绩低于历史和行业期望时，能力强的管理者更趋向于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这种管理能力高低和数字化转型的耦合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较高治理水平的企业更为明显；同时，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这种提升效应具有时间持续性和后续“韧性”。本研究有助于深化不同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战略决策的理论解释，为在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下的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决策提供了一定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本文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强化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推动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好发挥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在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源配置优化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广泛存在的连锁股东网络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连锁股东能否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值得关注。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研究发现，连锁股东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协同效应，助力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连锁股东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筹集资金、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协同效应，提升了数字化转型能力，进而推动了企业的加速转型。进一步地，连锁股东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企业成长，提升了企业绩效。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合理地引入连锁股东、充分挖掘股东网络的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稳就业吗？——来自危机期间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危机期间重塑业务形态、强化经营韧性的重要选择。本文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危机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具体在疫情期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每增加1%使得就业规模相对增长2.7%。其中,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广化效应”与“深化效应”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其就业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在疫情严重城市、数字生态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更能提升企业危机期间的就业规模。最后,企业在危机期间推进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员工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本文为维护危机期间社会稳定以及双循环战略实现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化技术转型、数字化治理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基于数字化赋能理论的作用机制研究

依靠数字经济发展红利，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实现绿色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从资源赋能和结构赋能双重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需进一步通过技术进步扩展绿色发展空间；(2)企业内部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绿色转型升级水平提升；(3)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作为绿色工艺创新的两个维度，在数字化技术转型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过程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4)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技术转型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识别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情境因素，可为我国有效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数字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制造业的机制验证

以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基于2013—2020年的行业实践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与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绩效，且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其机制路径为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各个环节的成本效应、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效应等来提升制造业的企业绩效。     

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据赋能、吸收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吸收能力理论视角分析平台数据赋能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理。采用239份来自全国部分地区制造企业调查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平台数据赋能的3个子维度中，平台连接能力、平台智能能力和平台分析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吸收能力分别中介平台连接能力、平台智能能力、平台分析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吸收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平台连接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但在平台智能能力、平台分析能力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数字化导向正向调节平台连接能力通过吸收能力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促进作用，但在平台智能能力、分析能力分别通过吸收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的影响与传导路径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能否提升企业价值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利用2015—2021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资源基础观理论，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企业资源异质性视角的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绩效、行业竞争和企业性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显著不同。进一步分析得到，内部控制和运营效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传导路径。     

数字化转型、工资增长与企业间收入差距——兼论“灯塔工厂”的行业引导效应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引发收入分配问题。文章采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最终落脚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工厂”所发挥的行业引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工资水平,且这种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垄断性较低行业、劳动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增长的影响存在时变现象,数字化转型成熟期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替代效应带来的抑制作用,并构成了企业工资增长的主要成因；数字化转型在扩大企业内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还会通过提升行业垄断程度扩大同一行业内的企业间收入差距；“灯塔工厂”虽然造成了同一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和资本要素部分转移,但是有助于提升行业内最低生产效率,缩小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促进行业内企业工资水平的全面提升。文章的结论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防止收入差距拉大提供了实证依据。     

数字技术驱动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组织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给企业发展和创新研究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学界呼吁构建新理论解释企业数字创新形成机理。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理论视角，系统分析传统非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匹配技术资源(IT能力)和社会属性资源(组织合法性)实现数字化转型以获取数字创新绩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进一步对275份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和Bootstrap分析，并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IT能力和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传统非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对IT能力和数字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组织合法性对IT能力、应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具有进一步调节作用。结论说明传统非互联网企业能够利用技术投资构建IT能力以促进数字创新绩效提升，而通过技术资源和具有社会属性的合法性资源匹配实现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取更多数字红利。     

新消费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敏捷组织构建研究

新消费时代下,世界处于VUCA时代浪潮中,经济不稳定,并且由于受互联网冲击和国际疫情大背景的影响,企业纷纷推动数字化转型。但企业数字化离不开敏捷转型,而构建敏捷组织有助于推动数字化转型。通过分析构建敏捷性组织的必要性,对敏捷组织进行了理论回顾,基于荷兰国际集团、阿里等企业数字化敏捷转型的案例分析,从构建敏捷文化、制定敏捷转型战略、建立敏捷组织架构、提升数据支撑能力以及建立敏捷绩效管理等方面,提出新消费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敏捷组织构建的具体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文章选取经历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的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知识型员工的学习动机，进而激励其建言行为；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促进作用，知识型员工的组织公平感知，会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影响力；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建言行为的影响，当知识型员工感知到组织公平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拓宽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理论层面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员工管理提供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企业价值之间的链条传导关系,以及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行业竞争度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企业竞争地位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