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风险视域下商业信用融资与研发投资逻辑关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化战略体系的内在要求。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深入探究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资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商业信用融资与研发投资呈倒U型关系，企业风险动态变化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供应商集中度高的企业中，商业信用融资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供应商集中度有助于增强企业风险的中介效应。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创新能力和双维绩效的影响存在最优阈值。     

供应商-客户关系会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期限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越小,融资期限越短;当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企业所在地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更高时,供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融资期限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弱化。本文从新的视角丰富了企业战略与商业信用研究领域的文献,也为我国进行信贷市场及产品市场建设提供了证据支持。     

供应链合作伙伴可以提高企业创新业绩吗?——基于供应商、客户集中度的分析

本文以2010～2015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供应商(客户)集中度展开分析,实证检验供应链合作伙伴对企业创新业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间地理距离和企业议价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的创新业绩越好,但供应商集中度只在较低区间内才能够提高企业创新业绩;企业与客户之间较近的地理距离,以及较强的企业议价能力,都可以增强客户集中度与企业创新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赊销账款的动态收敛特征——倒U型调节效应及调节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2007—2017年数据，研究了商业信用供给的动态收敛速度及客户集中度对收敛速度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赊销账款存在向最优值动态收敛的特征，客户集中度对收敛速度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随客户集中度增加，收敛速度先加快后减慢。收敛速度的放缓与供应商为加速销售或优化存货处置效率而增加主动性供给无关，而与供应商在买方市场势力威慑下的被动性供给有关。倒U型调节效应对民企及高资产专用性供应商显著，但对高电商化水平、高社会信任度的供应商消失。最后，文章给出了缓解供应链侵占的政策建议并对互联网平台企业是否会借流量优势取代传统分销商侵占供应商客户剩余提出了前瞻性探讨。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高管过度自信与供应商关系：集中化还是多元化？

“十四五”规划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重视产业链与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着力提升供应链韧性及安全水平。本文利用2003—2022年沪深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为公”和“为私”两个视角探究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供应商战略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拥有过度自信高管的企业倾向于表现出集中的供应商关系,高管过度自信对供应商关系的影响“为私”视角占据主导。②集中的供应商关系是过度自信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的必然结果;③资源约束能够负向调节高管过度自信对供应商集中度的影响;④融资约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行业竞争程度能够正向调节高管过度自信对供应商集中度的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探索影响企业供应商关系的前因,厘清企业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内在作用机理。     

基于供应链共享审计视角的企业创新绩效研究

共享审计是外部审计的一种新的方式。从企业创新角度切入，以沪深两市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与供应链上下游交易对象共享审计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并探究融资约束和供应链集中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共享审计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具体表现为共享审计能够促进实质性创新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并不对战略性创新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融资约束和供应链集中度在共享审计对企业创新水平以及实质性创新水平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只有当公司的内外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在交易中担任卖方角色时，上述共享审计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才会存在。     

客户集中度、财务报告质量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文章以2011—2019年2236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静态的视角,实证研究客户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质量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再从静态研究延伸到动态研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变量,从时间维度探讨其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过高的客户集中度会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而高质量的财务报告质量则会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成长期阶段,财务报告质量与融资约束之间正向的关系会加强,而当企业处于成熟期阶段,客户集中度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负向关系会加强。文章结合数量特征与质量特征,从外部客户关系管理和内部财务报告质量的双重视角出发,拓展了企业解决融资约束问题的思路,为监管机构提供了证据支持和经验参考。     

供应链集中度、产权差异与盈余透明度

随着供应链集中度的不断提高,企业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逐渐增强,使盈余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降低,最终导致盈余透明度降低.本文选用供应商集中度和客户集中度两个解释变量作为供应链集中度的替代变量,以盈余激进度、盈余平滑度和透明度综合指数3个指标衡量盈余透明度,利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7年6104个供应商集中度的数据和7654个客户集中度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供应链集中度提高影响企业盈余透明度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结果 发现:①就供应链整体来看,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虚增盈余和平滑盈余的动机较强,从而对盈余透明度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其虚增盈余的动机要高于平滑盈余的动机;②具体来看,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虚增盈余和平滑盈余的动机较强,而客户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则更多的采用虚增盈余进行盈余管理;③在区分产权性质后,前两条结论仍然成立,但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还发现企业的盈余透明度并不受其规模大小的影响,而较高的经营风险则会增强管理层虚增盈余和平滑盈余的动机使企业的盈余透明度降低.     

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获取

近年来,企业ESG表现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促进了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ESG表现能够通过强化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加强外部监督、提高企业声誉和抗风险能力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从时间维度上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与整个社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以及信贷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ESG表现所带来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提升了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表现为创新投入的显著增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显著提升,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揭示了ESG表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效应和途径,为我国持续推进ESG建设和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企业ESG表现影响了商业信用融资吗?

企业ESG表现是评估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水平的综合性非财务指标，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替代性融资理论”,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降低了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政府补助较高的企业以及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风险亦或机会:客户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本研究从客户视角,考察客户集中度对企业创新资源、创新行为的影响。具体而言,探究客户集中度对于创新绩效的非线性影响,以及冗余资源的情境作用。选择2007-2016年中国上市信息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与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已吸收冗余负向调节客户集中度与创新绩效的倒U型关系,即适度客户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以及高度客户集中度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均会随已吸收冗余的增加而减弱。     

业务集中度对寿险公司利润和风险的作用研究

本文从产品类型、销售渠道、地理区域三个维度研究业务集中度对中国寿险公司利润和风险的作用.基于2005-2012年中国寿险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发现,三个维度的集中度对公司利润、风险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并且业务集中度对中资寿险公司和外资寿险公司作用也显著不同.对于中资寿险公司,产品集中度负向影响利润,正向影响风险;渠道、地理集中度正向影响利润;对于外资寿险公司,三个维度的集中度均正向影响公司利润,负向影响公司风险.此外,产品集中度对利润的正向影响、产品和渠道集中度对风险的负向影响均在外资寿险公司中更强,外资寿险公司从专业化中受益更大.     

客户集中度与股价崩盘风险：火上浇油还是扬汤止沸*

客户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重要客户是否对供应商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以及风险产生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务问题。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研究客户集中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越高,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低。这表明,整体上客户集中度有助于股价崩盘风险的缓解。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治理作用主要源于供应链整合而非客户议价能力。这表明,客户集中有利于公司与客户之间供应链整合,进而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和信息披露风险,最终缓解股价崩盘风险。     

《物权法》的实施与供应链金融——来自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对质押贷款披露的独特数据,本文以2007年我国《物权法》的实施为切入点,具体从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供应链金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07年《物权法》实施之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上市公司,其利用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行为都有所增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公司和所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公司会更多的利用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应收账款客户集中度会弱化公司利用应收账款质押融资的行为,客户为民营性质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获得应收账款质押融资。本文的研究不仅在供应链金融、债权人保护以及商业信用融资三个方面弥补了国内外现有研究的不足,而且对于完善我国《物权法》和更好的推广供应链金融服务,尤其在发挥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在解决我国企业融资难问题中的作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科技创新投资

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货币政策期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商业信用能够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在货币紧缩期，商业信用对创新融资约束有显著缓解作用，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之货币宽松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能利用商业信用促进创新投资，且在货币紧缩期通过对商业信用的利用，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创新投资；该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可能与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有更强的获取及控制能力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商业信用的经济后果内涵，为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大客户“兼任”供应商与企业供应链韧性

通常,企业的大客户和供应商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但如果大客户“兼任”供应商,会对企业的供应链韧性产生何种影响？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了大客户“兼任”供应商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客户“兼任”供应商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供应链韧性,且媒体消极报道会加剧这种降低作用,但商业信用供给和有效的内部控制会弱化这种降低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由于大客户“兼任”供应商更方便企业进行关联交易,更会助长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大客户“兼任”供应商更会降低企业的供应链韧性。经济后果分析发现,由于大客户“兼任”供应商会降低企业的供应链韧性,因此大客户“兼任”供应商会增加企业的财务困境、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和提高企业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为此,要加强对大客户“兼任”供应商的监管,以抑制“兼任”供应商的大客户的机会主义行为。     

行政审批改革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供应链稳定的视角

行政审批改革是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优化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0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供应链稳定的视角,分析行政审批改革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审批改革中心的设立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说明行政审批改革有助于发挥稳定供应链的功能,优化了供应链层面的资源配置。机制分析表明,降低供需波动偏离度是行政审批改革影响商业信用融资的现实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行政审批改革的治理红利下,企业获得了超额商业信用;进驻部门、进驻事项与窗口数量的增加则是审批中心发挥治理效能、提高商业信用融资水平的关键举措。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需求不确定性较高、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或者行业竞争更为激烈的企业而言,行政审批改革的治理红利会更为明显。经济后果分析显示,行政审批改革通过增加商业信用融资促进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客户会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集中度、经营风险和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利用2012—201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两种方式衡量客户集中度和GLS与OJ两个模型,检验了客户集中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并深入探讨了其作用机理.研究结论显示:客户集中度越高的公司其股权资本成本越高;客户集中度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路径是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加大经营风险,表现为系统风险和公司特有风险的同时增加,进而传导至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在公司的客户转移风险和信用风险高的情况下,客户集中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本文的结论表明,从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来看,大客户的存在并不利于供应链的整合,相反会加大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基于外部商业信用与内部环境关注的视角，利用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受限制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显著上升，且外部商业信用增加与内部环境关注提升是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两条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之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提升更明显；较之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显著；与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相比，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更高。总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发挥了较强的“波特效应”,促进了受限制企业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