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基于多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提升家庭消费水平，且对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以金融素养、支付数字化、收入水平机制促进家庭生存型与发展型消费并降低享乐型消费。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北地区、东中部地区家庭消费水平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改善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且对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作用更为显著。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背景下，要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大力建设服务业消费市场，拓宽服务深度、提升服务质量，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     

家庭结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中的11 819个家庭样本数据，通过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结构对家庭人均消费、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及非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家庭规模、家庭老龄化程度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消费与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且高等消费水平家庭对二者的变动较为敏感；家庭规模、家庭老龄化程度对非生存型家庭人均消费的作用效果因消费水平而异，家庭规模促进低水平消费、抑制中等及以上水平消费，家庭老龄化程度的负向作用随消费水平的提升而减弱。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居民家庭负债会抑制发展和享乐型消费,强化发展与享乐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就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负债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抑制作用和财富消费效应的强化作用均大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通过家庭负债来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并不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提高城镇居民的家庭总资产水平、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才能真正推动消费的增长与升级.     

收入分配与异质性消费结构——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新测度

本文通过构建效用指数模型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测度,并据此将城镇家庭划分为低、中、高收入组,通过分析三类家庭储蓄消费动机,得出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异质性推论,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2017年城镇家庭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三类家庭消费结构差异,最后模拟收入分配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低收入家庭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倾向更高,生存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8倍、高收入家庭的8.1倍,发展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中等收入家庭的1.6倍、高收入家庭的3.1倍,其收入主要用于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2)中等收入家庭更注重享受型消费,享受型边际消费倾向平均约为低收入家庭的1.5倍、高收入家庭的4.5倍,其有能力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3)高收入家庭消费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各类消费倾向均较低;(4)模拟收入分配变动结果显示,"提低、扩中"均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应充分考虑收入分配调节对消费结构的影响,重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数字经济能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活力吗？

全面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电子商务是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中国城乡治理调查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使得农村家庭总消费提高5813元,并降低了恩格尔系数及生存型消费占比,提高了发展型消费占比及享受型消费占比,促进了消费升级,优化了消费结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该政策能够减小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农村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同时,该政策亦能消弭低市场可达性和高搜寻成本对农村家庭消费的负向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政策对“银龄族”家庭、低教育程度家庭、中西部及南方地区的农村家庭消费有更为显著的推动作用。本文为数字经济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可为形成新发展格局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消费碳排放

基于移动支付的便捷性所引致的消费规模扩张,本文构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消费碳排放,且主要来源于发展型消费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和工资溢价所引起的消费规模扩大以及消费倾向升级能实现上述影响;此外,居民环保意识和社会环保治理因素会积极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     

互联网使用与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视角的分析

农村地区是中国消费大循环的一片“洼地”,而通过使用互联网,农户消费结构是否得到了升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中国农业科学院2018年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户生计与食物安全综合调查数据,就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消费结构的影响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降低,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提高,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并且该结论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Tobit模型等方法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升消费能力和优化消费意识实现的,前一机制主要对物质消费升级发挥作用,后一机制主要对精神消费升级发挥作用;网速快的农户、有培训经历的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效果更明显;相较于其他上网活动,交流沟通、网上购物、在线学习和网上支付更有利于农户消费结构升级。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西部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强化农户生产生活技能培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迈向更高台阶。     

互联网理财与居民消费：挤出效应还是财富效应？

理财是实现居民消费跨期平滑的重要方式,互联网理财凭借其便利性、普惠性等优势迅速渗入居民家庭,并对其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构建互联网理财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检验了互联网理财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互联网理财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使用工具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和变更样本等方法不影响结论稳健性;其次,互联网理财主要通过获取利息收益、提供支付便利性和缓解信贷约束等三种机制产生影响;再次,异质性分析发现,这种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东中部地区、中低收入和低学历家庭更为明显,特别的是如果家中有未婚儿子,则互联网理财对消费没有显著的影响;最后,从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两个维度,进一步研究了互联网理财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发现互联网理财显著提高了发展与享受型消费的比重,同时显著降低了生存型消费的比重。因此,互联网理财的发展有助于扩大内需,实现居民消费升级,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江苏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VAR模型分别考察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上升，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上升，反而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逐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与享受型转变，这种消费结构的变动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农村居民用于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不足，且增长缓慢，导致其消费结构的变动不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且，我们还发现，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作用在较长时间内有效。     

享受型消费的现状分析

一、享受型消费概述 众所周知，人类的消费活动可以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就是人们为了满足享受需要而产生的消费。比如，人们消费高级食品、娱乐用品、某些精神文化用品及服务，就是因为这些消费资料能满足人们舒适、快乐的需要。享受型消费是较高层次的消费形式。人在满足了生存需要之后，会要求满足享受和发展的需要。     

90年代初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借鉴西方消费理论的基础上 ,利用回归、聚类和因子分析方法 ,分析了我国 1992 - 2 0 0 2年期间构造了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函数模型。结果表明 ,我国居民家庭正处于消费能力升级转型前的储蓄准备时期 ,消费结构处于由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逐渐转变的早期过程中 ,并从供求关系和再分配的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收入冲击与家庭消费——基于私人转移支付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和2017年的数据,采用PSM和PSM-DID等方法分析了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以及私人转移支付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为促进消费带来了正向的边际效应;获得私人转移支付有助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是促进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的提升;农村家庭、户主年龄越小的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低财富家庭、高债务收入比家庭、中高消费家庭以及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获得私人转移支付对其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缓减流动性约束、提升主观幸福感两种机制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研究有助于理解转移支付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助于健全多层次收入转移视域下宏观政策体系,为新时期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依据。     

实施“四下乡工程”扩大农村消费

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落后城市10年以上。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由量的需求向质的需求过渡，呈现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的阶段性特征，农民消费满足率低，潜力巨大。解决我国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推动“需求下乡”。除此而外，还要实施“四下乡工程”：完善补贴政策，推动“家电下乡”；改善农村物流，推动‘强市下乡”；扩大消费信贷，推动“金融下乡”；改造农村住房，推动“新居下乡”。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2018年CGSS数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生活的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家庭碳排放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研究其是否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投入产出法核算家庭碳排放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增加家庭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大居民消费规模与改变居民消费结构,促进家庭进行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生存型消费,使得家庭碳排放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不同特征的家庭碳排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对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影响越大;对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增加家庭碳排放有正向作用,但对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却没有影响;对东部地区家庭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城镇家庭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农村家庭没有显著性影响。因此,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加强居民的环保意识,引导居民低碳消费,鼓励数字普惠金融更深层次、更加平衡地发展。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消费需求的着重点已经由基本保障生存消费转换到享受和发展型消费为主,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向享受型和更高层次需求改变。我国农村居民的大多数正处在由保障生存型消费结构开始向享受、发展更高需求过渡阶段。本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分析。     

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变化分析

居民的消费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安徽省1995-2012年统计资料来看,农村居民收入的不断上升正在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住房和交通通讯以及文教娱乐支出的占比在迅速提高;二是生存型消费比例下降,发展型消费的占比上升,三是恩格尔系数在下降。因此加大对农村住房的建设投入力度促进农村居住类消费;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和文化娱乐产品的开发引导文化娱乐类消费;加强农村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扩大农村居民对交通和通讯类产品的消费,将是今后提升安徽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     

基于电子商务的农村消费梯次升级问题

在“双循环”大背景下,加快农村生存型消费的提质扩容,同时引导农村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商品转变有重要意义。电子商务能够对农村消费梯次升级起到提升供给品质、改善消费结构以及增加可支配收入的作用,其中农村电商的发展可以从消费端与生产端两方面对当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产生积极影响。但现阶段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收入水平低、消费习惯保守、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从而抑制了电子商务作用的发挥。因此,提出加大消费补贴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议。     

共享发展理念对农村消费支出的影响

基于2008—2019年农村各类消费额与共享发展水平各项指标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共享发展对农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文化发展与生活质量水平助力农村生存型消费结构改良,生活质量的改善有效激发居民发展潜能增量发展型消费,生活质量提高携手文化发展带动享受型消费。同时政策上,应保持现有社会保障力度;重视农村文化发展,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引导农村居民构建良好消费理念;加速农村生活质量提升。     

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2）文章分别从需求端和供给端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可通过增加家庭金融资产、提高企业创新投入的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3）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对中部、西部区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东部区域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加强数字金融建设力度,充分发挥其普惠属性,推动农村地区消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