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融资中的有效社会网络:朋友圈还是宗族？

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本文分析了朋友圈网络和宗族网络对于不同家庭借贷行为的异质效应。在考虑社会网络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家庭融资具有正向作用,在正规渠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朋友圈网络,但只影响获得借贷的可能性,而不影响具体的借贷额度;非正规渠道借贷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宗族网络,同时影响获得借贷的可能性和借贷额度。对于宗族网络而言,强度效应比规模效应更重要,即拥有以祠堂和家谱为宗族联系纽带的家庭更容易获得贷款,而以亲戚拜年人数测度的网络规模没有显著影响;相比“祠堂”载体,“家谱”载体所代表的宗族联系比较松散,但是覆盖范围更广,其对非正规借贷的影响更为稳健。     

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多层线性模型检验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居民家庭存在明显的代际收入传递,政府卫生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代际收入传递。（2）政府卫生支出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和城乡之间存在异质性,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在低收入阶层、农村家庭更强。（3）政府卫生支出通过影响子代健康作用于收入,进而缓解代际收入传递。政府卫生支出对健康代际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健康代际向下流动的遏制。因此应增加政府卫生支出总量、优化政府卫生支出结构,构建阻隔代际收入固化的循环传递效应机制,完善公共卫生和健康政策,有效发挥政府卫生支出改善代际收入传递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程度与共同富裕

本文基于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影响机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南方的共同富裕的促进程度高于北方，而且市场化程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以上研究结果仍然成立。该研究有助于探索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并对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依据。     

商业保险促进共同富裕提升：机制与效应

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商业保险具有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天然属性”。本文基于CHFS数据和面板熵值法构建共同富裕指数,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商业保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商业保险对家庭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商业保险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差异,在共同富裕水平较低、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女性户主家庭中,商业保险对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效应更强;第三,机制分析表明,商业保险可以通过缩小物质财富差距和增加致富机会来促进共同富裕提升。本研究为制定实施推动商业保险发展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     

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家庭微观层面的指标测度与机制分析北大核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富裕和共享的有机统一,以金融广化为特征的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基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从收入、财富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构建了家庭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并探究了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且该效应主要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促进家庭创业实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受教育水平较低、非劳动力和不健康人口比例较高的家庭中,普惠金融提升家庭共同富裕水平的效应更为显著,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更高的家庭金融关注度和金融素养能够强化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支持效果。本文为测度中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理解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渠道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新医改以来政府医疗支出对个人医疗支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新医改强化了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政府医疗支出持续增加。而新医改以来不断增加的政府医疗支出对个人医疗支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新医改以来政府医疗支出对个人医疗支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医改以来政府医疗支出对个人医疗支出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农村和低收入阶层的“挤入”效应更为明显。个人医疗支出增加一方面来自新医改对个人医疗消费需求的“释放效应”,另一方面则是医疗负担上升造成的“增负效应”。新医改有效缓解了“看病难”问题,但“看病贵”问题仍旧存在。为此,应优化政府医疗支出结构,创新政府医疗投入方式,建立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大病医保制度。     

汇率变动对政府杠杆率影响的机理与效应——来自全球158个经济体的证据

本文基于跨期账户分析方法,构建一个包含家庭和财政部门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通过居民融资约束建立汇率变动与政府杠杆率之间的联系,揭示了汇率变动通过经常账户渠道影响政府杠杆率的传导机制,并使用全球158个经济体的宏观数据对国家和地区广义政府杠杆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汇率变动对政府杠杆率存在显著影响,该效应在不同类型经济体之间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效应存在异质性,且政府杠杆率的变动程度受到融资约束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在机制检验中,本文验证了经常账户是汇率变动影响政府杠杆率水平的一个重要中介渠道。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明了汇率变动对政府债务决策的重要影响,为政府部门“去杠杆”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分析

扩张性财政政策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是最为常用也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扩张性手段。财政支出包括公共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前者包括公共投资支出和经常性费用支出，后者指各种社会保障支出及财政补贴。从理论上说，政府购买商品劳务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国民收入以乘数效应扩张。但相对而言，转移支付的乘数效应比购买支出的乘数效应弱，因其受益者往往不会把全部数额用于支出。     

掠夺效应还是治理效应：产品市场竞争提升现金持有价值的机理检验

通过实证检验产品市场竞争对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产生影响的不同作用机理,结果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确实可以促进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提升,这种作用机理更多地来自产品市场竞争的掠夺效应而不是治理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掠夺效应和治理效应可以通过融资约束得到更好的区分,在融资约束公司中掠夺效应表现更为显著。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现金持有价值的具体促进机制,并检验了融资约束在其中的影响。     

住房财富对中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住房已经成为中国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可通过财富效应促进家庭消费,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房奴效应”降低家庭消费。因此,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住房财富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并检验了住房财富影响家庭消费的可能渠道。研究发现,住房财富对城镇家庭消费有显著促进作用,并显著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住房资产具有财富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住房财富能够缓解流动性约束,从而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财富对不同类型的消费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不同地区和拥有住房数量的差别均会对住房财富产生不同影响。根据本文研究,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发挥既有住房财富对平滑家庭消费的积极作用,促进家庭消费增长,改善家庭消费结构,进一步推进家庭消费升级。     

移动支付促进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了吗?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了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家庭在医疗健康方面的投资,考虑内生性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和信息成本是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医疗健康消费支出的重要机制,移动支付用户可能通过社会资本效应增加医疗健康消费支出,但在面临疾病冲击时可能通过信息效应降低家庭的医疗保健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移动支付的使用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大于农村家庭,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在多儿童家庭中的影响更为显著。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基于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年度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数字金融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从创新视角出发，构建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其在数字金融影响能源效率机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的能源效率。在数字金融和能源效率的关系中，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18.50%，即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数字金融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下游和中游区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上游区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商业健康保险、预防性储蓄动机与居民消费支出——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商业健康保险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及其作用机制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结论表明：(1)家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支出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总消费支出的提高,且对不同类别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系列内生性处理与相关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商业健康保险配置主要通过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水平,缓解由支出不确定性、主观健康不确定性和客观健康不确定性引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3)异质性分析发现,商业健康保险配置对居民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特征样本家庭中存在明显异质性,在抗风险能力较弱、面临背景风险较高以及所在城市金融可得性较低且受到金融排斥程度较高的家庭中影响更为显著。     

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我们从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两个方面研究了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判断股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都是存在的,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及金融市场相关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都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具体来说。随着中国股市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正逐渐由弱变强。其对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耐用品消费支出的影响上。同时,从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产生机制来看,中国股票市场既有直接财富效应,也有间接财富效应。从基于2001年和2007年的特征事实可以发现,在中国股票市场进行有效改革前的2001年。间接财富效应非常不明显。而到了2007年。间接财富效应则比较明显。从基于季度数据的协整检验的结果来看,股权分置改革对促进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的发挥具有较大的改善作用。股票市场投资效应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国有企事业单位投资的影响上。而且股票市场对投资的影响具有方向性。对房地产投资不具有促进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替代效应。从微观层面来看,股票市场的波动会影响企业家的信心,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股票市场波动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是中国股市影响投资的资产负债表渠道不明显。综合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投资效应可以判断,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已越来越显著。由此我们认为。股票价格应当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风向标,用以帮助中央银行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地方财政竞争对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的非线性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地方财政竞争具有“逆市场”和“顺市场”的双重作用。本文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竞争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结果表明，适度的财政竞争能够促成要素市场整合，过度的竞争则会加剧要素市场分割。在影响机制方面，财政竞争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产生积极作用，通过加重工业产能过剩、加大省际贸易壁垒、提高对外开放程度的渠道产生消极作用。财政竞争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对要素市场一体化的正面影响在东部地区、2013—2020年间体现得更加充分。据此，本文从完善政府考核机制、推动财政竞争向财政合作转变、避免产业趋同和重复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与农民家庭消费异质性——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两期CHARL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一刀切”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政策与地方财政差异化的缴费补贴政策对农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财政补贴有利于整体促进参保农民家庭消费支出，尤其对已领取养老金的家庭，消费增进效应更明显；对于未领取养老金的参保农民家庭，却具有抑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地区来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对低、中、高收入阶层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减弱，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增强。因此，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优化补贴方式、扩展筹资渠道、强化制度联动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补贴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     

政府转移支付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机理与经验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微观证据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中国处于居民消费升级的关键时期,研究政府转移支付对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从参与行为及受益程度的研究视角出发,探究代表性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政府转移支付促进家庭消费升级,并且参与行为的影响相对于受益程度更加显著;从区域层面看,该效应在西部和东部家庭更显著;从城乡层面看,农村家庭比城镇家庭更显著;从生命周期看,中老年家庭比青年家庭更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家庭的经济地位和心理预期在政府转移支付影响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均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增强了政策实施效果。本研究为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启示。     

政府卫生支出、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如何影响居民消费——基于TSLS和LIML的工具变量估计

本文基于Barro理论模型,构建政府卫生支出、个人所得数、消费税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利用2002~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政府卫生支出、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政府卫生支出在全国、东部地区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负向效应;个人所得税在全国、中部地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效应,在东西部地区为负向效应;消费税在全国及各地区均表现为负向效应。本文最后在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后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跨部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 2010—2020年六次抽样微观数据为样本，构建了衡量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指标体系，首次考察了家庭债务扩张对商业银行、实体企业和地方政府跨部门风险溢出路径与风险生成机理。结果发现：第一，家庭债务风险通过资产负债表渠道推高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偿债率等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对银行坏账风险冲击最大，家庭房产持有行为发挥了中介作用；第二，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抑制了实体企业盈利能力，其中，债务收入比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最大，而家庭债务对一般性消费的挤出发挥了中介效应；第三，家庭债务风险通过利润表渠道对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通过对银行和实体企业的交互作用发挥了间接影响。家庭债务的收入效应短期会提高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但在长期随着家庭债务收入效应下降、风险效应上升，最终导致地方政府长期偿债能力被削弱。     

次贷危机的风险传导效应

本文以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为背景,选取中国经济和英国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数量模型,对危机中风险的传导效应进行实证检验。比较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和英国的影响效应,最后得出结论,由于中英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表现为溢出效应,而对英国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季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