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驱动型创新: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财政科技支出是政府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政策手段,对新时代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借助中国2007-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与宏观经济数据集,实证检验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能够显著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带来企业经济绩效的提升.机制研究发现,财政科技支出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稳定财务状况,并进一步从"投入—产出"层面优化企业创新行为,这些都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这种影响随着企业属性和地区差异展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特征.有鉴于此,想要增强财政科技支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能,就必须充分考虑企业和地区层面的禀赋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这是新时代下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结构转型

本文将生产性财政支出和福利性财政支出引入结构转型框架,假设政府通过税收为财政支出融资,考察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与结构转型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说明从结构转型的视角考虑,经济中存在最优生产性财政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省级层面的数据,通过实证方法考察了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财政支出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这主要是通过基本建设支出渠道实现的,福利性财政支出会抑制结构转型。分地区的研究发现,在沿海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结构转型的总体效应不显著,其中财政科技支出有利于促进结构转型,基本建设支出对结构转型影响不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和农业支出会抑制结构转型。在内陆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总体可以促进结构转型,其中基本建设支出和财政教育支出对结构转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科技支出和农业支出对结构转型的作用不显著。     

财政民生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使用湖南省1992年到2012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来检验湖南省财政民生支出对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湖南省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城乡差异较大,对城镇居民财政社会保障和医疗投入对拉动消费均有较为积极的效果,对农村居民财政社会保障投入较为有效,而财政教育投入在城镇和农村均未能提振居民消费,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因此,在加大财政民生总量支出的同时,我们应注意城乡财政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     

财政支农的效应评估:基于农民增收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面板数据，系统研究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探究了其影响机制和异质性情况。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财政支农可以通过促进农业生产机械化、吸引劳动力回流反哺农业、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等路径实现农村居民增收效应。同时，该效应具有异质性，其增收强度会受到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农村经济基础的影响，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低保人员比例越低，财政支农的农村居民增收效应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乡村振兴战略能够有效增强财政支农的农村居民增收效应。本文为坚持推行乡村振兴战略、促进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协调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财政竞争扭曲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自从Tiebout模型开始,经济学家就认为财政竞争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近几年国内主流经济学文献认为中国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扭曲了公共支出结构,进而导致公共支出效率的低下。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我们发现:短期内受制于辖区财力不均等和劳动力流动性不足,财政竞争与公共服务支出呈负相关从而扭曲公共支出结构,但是在长期中财政竞争对于改善公共支出结构的积极效应仍然存在。     

财政竞争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7-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交互项系数符号的估计来研究财政竞争下地方政府税负、公共投入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三种政策工具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三种政策工具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交互项的作用也存在着地区的差异,最后我们计算并比较了税负、公共服务支出和公共投入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上述研究结果为我们理解当前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的特征和今后构建合理的财政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     

财政纵向失衡何以降低公共服务质量?——理论分析与机制检验

公共服务质量反映着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水平,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内涵,而财政纵向失衡加重了地方财政压力,深刻影响着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本文基于中国286个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在厘清财政纵向失衡对公共服务质量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财政纵向失衡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降低了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地方政府收支行为是其重要传导机制与作用路径;财政纵向失衡通过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财政支出偏向的间接效应放大了其负向影响效果;财政纵向失衡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透明度的分化而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本研究为合理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规范地方政府收支行为,从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提供经验论证参考。     

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对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研究——基于LMDI分解法的广西实证检验

财政农业支出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采用2008—2020年广西年度数据,引入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分解法）,实证检验了广西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结果表明,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规模效应的正向作用较为显著,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并不理想,有待进一步优化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和资金效率。据此,提出保持财政农业支出规模适度、促进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优化、引导财政农业支出效率提升等对策建议,以期提高地方财政农业资金的使用效率、推动地方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基于法定支出约束视角

财政分权是推动各级政府良性运转,保障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基础,关于分权的效率影响迄今尚未形成广泛共识。本文立足于以法定支出标准为主的地方财政事权约束视角,通过建构包含非自由支配支出项目的央地财政关系理论框架,重新审视了基于特定政治激励机制的地方财政自主性与公共服务配置效率间的动态联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存在法定支出标准的制度情境下,地方财政自主性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法定支出标准的设定有效缩小了公共资源配置相较于最优状态的偏离度。以上效应在生产性项目,经济水平较高以及地方官员任期更短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性条件下,通过压缩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份额和选择生产性偏向的支出结构降低了公共服务配置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2014年《预算法》修订取消法定支出标准有利于优化地方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从而导致基准效应在更长事件窗口期内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非线性特征。本文丰富了现阶段关于政府间财政分权的理论研究,对新时期进一步明确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推动公共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优化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结构研究

教育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多年来我国着力增加财政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的比例,但是我国的财政教育支出仍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通过列出财政教育支出的内涵及其理论,描述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状况和其在规模和结构上的变化情况,可发现我国教育财政主要存在三个结构失衡问题,最后提出解决结构失衡问题的对策建议。     

结构性改革下的支出政策探讨

传统的供给改革,大都将紧缩财政作为减轻政府和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的主要办法。但之于眼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很可能不完全适用。大量证据显示:中国财政支出依然处于快速上升的通道之中;政府致力于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与结构逐步优化;宏观调控方式转变与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正同期推进。基于主流理论对中国政府支出总体作用和具体效应的分析,本研究发现,当前结构性改革下的支出政策存在四大关键环节:经济周期与结构转型的双重压力;支出刚性逐步增大、效率有待提升;承担着兜底改革成本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任务。为此,研究认为,要实现供给侧发力,未来支出政策应有更明确的行动策略:首先,立足于逆周期调节助力结构转型;其次,以提升支出效率缓解刚性支出压力;再次,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付必要成本;最后,善于发掘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体制红利。     

财政压力会影响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财政压力、财政支出结构与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10年教育支出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数据,运用AF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采用双重差分（DID）实证检验了因教育支出改革而形成的财政压力对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剧了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从财政支出结构来看,农村民生性支出在两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农村生产性支出未起到遮掩作用。从异质性来看,财政压力对财政能力较弱地区影响更加明显;财政压力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而逐渐扩大,在k取值大于0.33时影响减弱。本文对于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农村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以2013—202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融资成本两条作用路径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具有更明显的价值提升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则效果不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有助于鼓励企业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为政府部门出台促进数字化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金融与前沿技术融合的新产物，能对实体经济转型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和外部重要条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驱动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提升财务配置质效、激发数字技术创新活跃度并强化风险平滑能力，这些都能有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特别地，良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充分释放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驱动力的重要条件。本文结论为优化金融科技发展、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完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人口老龄化、财政养老支出结构优化与激发有潜力消费

依据财政养老兜底理念和世代交叠均衡分配原理,构建财政养老支出有限边界以及财政养老优化计量模型,探索人口老龄化、财政养老支出结构优化与激发有潜力消费的联动效应以及财政养老政策选择。研究发现：（1）2000—2010年财政养老支出有限边界系数为1.69%,2010—2020年提升到2.79%。（2）2035年财政养老兜底支出系数达到7.37%,将超出有限边界1.30个百分点,财政养老支出结构存在进一步优化空间。（3）到2035年,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财政养老支出贡献系数为1.70%,具有推动财政养老支出结构优化效应。（4）到2035年,财政养老支出激发有潜力消费系数为3.96%—4.81%左右,财政养老支出具有激发有潜力消费效应。     

数字化转型与股价信息效率:效应与机制北大核心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7—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对股价信息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股价信息效率。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增加前瞻信息和风险信息披露、降低分析师预测误差来提高股价信息效率。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提高股价信息效率的效应在内部控制水平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企业更显著。本文为有关部门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提供了实证依据。     

建国以来公共支出结构的演变

建国５０ 年, 特别是经济改革以来, 中国公共支出结构的演变进程总体而言合乎公共支出结构发展模型, 但福利财政的早熟和维持性支出的持续膨胀脱离了正常的演进轨迹。因此, 随着传统的生产性财政模式的迅速衰落, 如何确保现行的公共支出结构演进到高质量的公共财政模式, 在政策上需要引起特别重视     

从财政分权理论看我国当前政策性支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政分权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讨论了政府职能如何在不同级次政府间进行配置,进而各项财政工具分配的内容。本文在财政分权理论的框架下,从公共物品提供有效性的角度出发,得出对于没有外溢性的公共物品,地方政府的提供效率要优于中央政府的结论。结合这一论断,本文重点研究了我国上级政府影响地方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主要工具,即政策性支出的效益性和效果性。文章的主体部分对我国的政策性支出进行了总体评价。一是梳理和总结了当前政策性支出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包括政策性支出的描述性定义、我国政策性支出的分类,并大致介绍了全国性政策性支出的内容和主要特点。二是结合财政分权理论的要点,从影响地方预算自主性和公共物品提供效率的角度分析了这些政策性支出中存在的弊端,主要包括:各级财政的投入责任和实际需求不够匹配;运行机制难以有效应对实际情况变化;绩效考评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和执行细则不明确等。最后,结合现行财政体制和预算管理制度,提出了清理规范支出政策、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建立绩效评价体系的建议。     

按照公共需要界定财政支出范围

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财政改革的主要目标和重要内容。这一变革涉及范围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问题在于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构建公共支出预算管理体系。     

延迟退休年龄与财政养老支出优化效应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具有兜底属性的财政养老支出将逐渐加大,本文依据延迟退休年龄与财政养老支出联动机制,构建养老保险缴费系数和给付系数以及财政养老支出优化计量模型,研究延迟退休年龄与财政养老支出优化之间的联动规律。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到65岁,2035年养老保险缴费优化系数将达到1.15;养老保险给付优化系数将达到2.81;财政养老支出优化系数将达到3.96。2030年财政养老支出优化系数为GDP的1.42%,2035年为GDP的1.98%。研究结果对于“十四五”时期和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期优化财政养老支出,具有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