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的思考

行政问责分为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以单一的同体问责为主,且力度较弱,异体问责较为滞后。因此建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人大为中心、以司法问责为后盾、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传媒、人民群众为重要力量的异体问责体系,健全同体问责机制,才能使行政问责机制不断得到系统化、法制化的建设。     

金融监管机构问责机制探析

随着金融体系重要性的加深，金融监管机构日益独立于政府部门。在这一趋势下，为防止金融监管可能存在的腐败、低效率、高成本等问题，加强对金融监管权的监督成为必要。为解决这一课题，从立法机关的监督、法院的司法审查、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金融监管机构自身治理和社会监督等角度出发，探讨构建一个适合我国银行监管当局适用的程序化、体系完整的问责制度。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问责机制

从“非典”危机中启动“官员问责”开始，近年来，我国加快了问责制度建设，各地相继出台了问责办法，涉及行政首长问责、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和机关人员问责等，有效推进了问责制度建设。笔者收集、研究了各地的问责制度，发现这些制度层次不一、差异较大，存在着一些不足：有的制度定位不够准确；有的问责范围或太过宽泛或太过狭窄；有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有的程序设计不够科学，实践中难以操作等等。     

经济责任审计与问责机制的思考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是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如何建立和完善经济责任审计与问责机制,是当前审计工作必须正视和抓紧研究的课题。文章就经济责任审计与问责机制的有关问题展开分析研究。     

中国行政问责客体范围探析

行政问责客体是行政问责制要素之一,即向"谁"问责。只有厘清行政问责的指向对象,在实际操作中才能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功能,践行行政问责的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的制度。以行政权力为主线进行解析,界定行政问责客体范围,确定行政问责客体构成要件,以此来分析中国行政问责客体属性及简要的分类。通过对行政问责客体范围的分析、界定与分类,对行政问责理论构建与实践运行都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伴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及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问责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作为敦促行政官员依法办事、提升政府权威与公信力以及回应社会舆论社情的重要方式,行政问责业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重要方式。但不可否认,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中日渐暴露出种种问题,主要体现在行政问责立法缺失、行政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要素内涵界定模糊以及问责文化乏力等方面。文章基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样态,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就明确问责要素、推进问责立法进程、规范行政问责程序以及提升问责意识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电视问政：行政问责的新形式

我们通常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目前大多数学者也主要是从该角度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探究。该文，笔者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行政问贵制的方式进行探讨——从问责的时间角度，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事前问责与事后问责，由于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不论出于何种角度都是着重于事后问责，因此该文将重点分析事前问责的意义及其方法。     

浅议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在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责任和构建责任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趋势之一.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我国在建设责任政府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存在诸多问题并造成了不良后果.本文就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内容、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以及完善进行了阐述.     

我国金融监管者问责制度的检讨与反思

通过对现行金融监管者问责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可以透视出我国金融监管者问责制度存在法律缺失、规则不周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问责理念存在缺陷、金融监管制度设计不科学、法律机制选择中缺乏公众参与机制。为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金融监管者问责的理念,着重完善以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其他利害关系方及国际金融组织和同行为问责主体的问责制度。     

电视问政：行政问责的新形式

我们通常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目前大多数学者也主要是从该角度对行政问责制度进行探究。该文,笔者将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行政问贵制的方式进行探讨——从问责的时间角度,将行政问责的方式分为事前问责与事后问责,由于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不论出于何种角度都是着重于事后问责,因此该文将重点分析事前问责的意义及其方法。     

论清末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转型和启示

在清末变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传统司法体制弊端重重,传统经济结构的解体和新教育新思潮的兴起最终导致清末中国司法体制的剧烈转型变革。清末司法体制的转型变革既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总结其成败得失将会给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以深刻的历史启示。     

非竞选政治中的决策问责:意义、困境与对策

决策是政府管理活动的关键环节,也是容易出问题并难以追究责任的环节。在我国非竞争性选举的政治生态下,政府决策失误的严重后果和沉重代价亟待对决策失误进行责任追究,如何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对于完善我国政治体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现实政治生活中我国集体决策体制在决策结构、决策方式和决策机制方面的弊端却造成了决策责任认定与追究的困难。为此,应该以理顺决策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决策责任划分为基础、以完善决策问责机制为根本,通过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决策问责体系。     

对我国当前行政问责中应答机制的分析

本文在提出行政问责应答机制的概念后,从它的六个维度(即应答主体、应答条件、应答内容、应答时效、应答方式和应答程序)出发,对我国当前已颁布的省市级行政问责制度进行了规范分析,提出了一些完善行政问责应答机制的建议.     

中国水环境监管体制现状、问题与改进方向

本文按照立法、组织体系、监管工具、问责机制、监管能力的逻辑梳理了中国水环境监管体制的现状,识别了水环境监管体制中的突出问题,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不完善;水污染防治监管体制不顺,跨部门问题难以协调;水污染监管手段缺乏有效性;水污染监管问责机制不健全;监管能力薄弱等。提出了完善水环境监管体制的改进方向:加强水污染监管的立法;优化水污染监管的组织体系,从组织体系上而言,其核心问题并不简单等同于"大部制",而是进一步科学划分相关部门的职能,明晰各部门之间的边界,构建"无缝隙"的监管体系;夯实水环境监管的问责机制,完善内部和外部的问责机制,使涉及水环境监管的各领域、环节实现可问责;强化水污染防治跨界协调机制;加强水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激励机制分析

中国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直接暴露出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诸多漏洞,亟待完善.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食品监管环节存在"中央监管机构--地方监管机构"以及"地方监管机构--食品企业"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内在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各级监管机构与食品企业各方利益不对等.基于激励相容理论,完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应该从明确各级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加大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等方面着手.     

乡镇政府问责制度安排

自2003年因SARS风暴引起的政府问责事件以来,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对政府问责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实践渐趋成形,但由于以造成严重损害后果为导向的、党政系统内的同体问责制度设计不当,从而限制了政府问责制度应有的功能。这种狭义上的政府问责制度,同样规范和制约着乡镇政府问责,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政府层级体系中的最基层组织,与农民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其主要职责是对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探索建立科学、合理、全面的乡镇政府问责制度,不仅为乡镇政府职权的规范行使,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提供切实保障;同时也为与此相关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制度支持。     

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法律规制现状、反思与重构

由于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是产生低质量专利的重要根源，对竞争和创新造成了严重阻碍，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控制。当前，国家主要采取行政手段进行管制，构成一种行政规制模式，但仍存在对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规制不足的缺陷。因非正常申请专利文件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表明，专利文件享有著作权，从而构成一种对专利质量的司法控制。因此，针对抄袭、假冒他人专利文件而申请非正常专利的行为，引入司法规制模式，与行政规制构成优势互补的二元规制体系，并对两种规制模式进行立法重构，以进一步完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规制的法律机制。     

论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安全生产事故相当一部分为责任事故,暴露出管理制度上存在问题,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及公职人员监管不力。这就更需要在权责一致、权责对等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规范权力与责任的关系,实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对滥用权力、违规使用权力的官员进行问责,使其承担否定性的后果。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状况

2003年因“非典”引起并持续至今的对政府的“问责风暴”，无疑为我责任政府的建设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推动力。温李宝总理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因而关注行政问责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的解读，对我国当前行政问责发展现状作出分析。     

影响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五大因素

金融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构成政府管理经济的三大工具。离开有效的金融监管,无法成功管理我国经济转型中产生的各类风险和挑战。当前,影响我国金融监管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一是金融体系存在广泛的隐性担保,准入壁垒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严重抑制金融业竞争,金融监管外部环境亟待改善。二是监管机构背负的多重目标间存在冲突,在监管实践中难以同时兼顾。三是监管机构运作独立性不强、资源严重不足、问责机制薄弱,治理框架需完善。四是行政控制导向的分业监管结构难以适应金融混业经营迅速发展的现实,重复监管与监管空白并存,缺乏正式的宏观审慎框架,监管合作不规范,信息共享安排不完善。五是类金融组织发展迅速,与正规金融体系的联系日益密切,对区域金融稳定的影响逐步显现,但其监管存在空白,且各地监管标准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