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交叉评价的中国三线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研究

本文在深入分析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量质并举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创造性地运用DEA交叉评价模型解决指标体系赋权问题,并以我国31个三线城市为例展开实证研究,通过相关分析探寻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各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的量、质关系远未协调,且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城镇化质量的东、中、西递减格局明显;推进落后地区的城镇化更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但以城镇化带动城乡差距缩小仍是长期过程。     

我国新型小城镇产业布局评价体系研究

小城镇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着力点,产业是新型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支撑,产业布局直接影响新型小城镇发展的质量与水平。新型小城镇产业布局更强调有利于促进产城融合、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促进城乡一体化、促进有序发展。在理论探讨基础上,从经济支撑、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与区域协同四大维度构建了我国新型小城镇产业布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模糊综合评价计量模型,并通过协调度对综合评价结果进行修正,最后以湖北省为例进行实证检验。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城镇化质量问题。本研究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国30个省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30个省市间城镇化质量差异十分显著,高于城镇化速度体现的差异。从东中西部区域来衡量城镇化质量高低,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从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可以划分为4种类型：“高——高”型,“高——低”型,“低——低”型,“低——高”型,文章最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城镇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严重的城镇化质量问题。本研究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国30个省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30个省市间城镇化质量差异十分显著,高于城镇化速度体现的差异。从东中西部区域来衡量城镇化质量高低,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从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来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可以划分为4种类型：“高———高”型,“高———低”型,“低———低”型,“低———高”型,文章最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城镇化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与驱动机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中国城镇建设的重大战略性举措。本文基于中国 2005 ～ 2016 年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建立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 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进行检验, 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1）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处于提升态势, 但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呈现“ 东高西低” 的空间格局; （2） 中国新型城镇化保持稳定的区域分化的分布现象, 空间集聚效应显著; （3） 本区域基础设施、技术进步、教育投入、贸易开放度和外商投资与新型城镇化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 邻近区域的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以人为本”的中国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例

本文在对“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的界定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城市建设质量、城乡统筹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5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1个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年的数据,对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52个城市进行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总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高于京津冀城市群新型城镇化质量;京津冀城市群城乡统筹质量和3个城市群平均水平差距最大,城市间的经济发展质量不均衡现象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建设质量发展最不均衡,公共服务质量和3个城市群平均水平差距最大。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并从绿色创新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工具变量估计、排除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基于地理位置和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沿海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不同于非核心内容创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突破性绿色创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发展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结论对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和协调城乡二元关系提供重要启示。     

产业结构跨期演变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Moore指数和因子分析法分别测算了全国及东中西部2000～2015年的产业结构跨期演变程度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并运用统计分析法及固定效应模型、全面FGLS估计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产业结构跨期演变对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跨期演变程度大小依次为东、西、中部,新型城镇化水平高低依次为东、中、西部,均呈现出区域差异性。（2）全国及东西部产业结构跨期演变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部作用不明显,且结果稳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见,加快产业结构跨期演变,推进“产城一体化”,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引入新型城镇化,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新型城镇化门槛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越大。     

基于空间计量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

本文使用199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0-1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与经济权重矩阵,采用较为前沿的空间计量方法,检验了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集聚模式与动力机制。研究结论显示：中国省域城镇化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本地区城镇化水平会受到邻近省域城镇化进程的显著影响;省域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俱乐部趋同,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城镇化率的高值集聚区,中西部地区是我国城镇化率的低值集聚区;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教育水平、技术进步、社会保障与医疗保健支出对城镇化进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进程有负面影响作用。最后,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对促进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出了相应政策与建议。     

金融创新、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8～ 2017年全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 通过DEA模型测度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 利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金融创新、 新型城镇化及经济增长的动态演变过程加以阐述; 并结合全局莫兰指数及局部莫兰指数散点图, 分析三者的空间相关性; 采用超越对数函数, 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创新、 新型城镇化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省域经济增长、金融创新和新型城镇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 金融创新和新型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效果显著, 但二者交互项却抑制经济增长, 说明二者融合度欠缺, 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基于此, 应充分认识到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是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必然途径, 而加强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引致金融创新活动是扩大资金供给的关键。     

新疆城镇化水平差异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城镇化进程加快,但各地区的差距仍比较明显,如何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新疆城镇化进程,对新疆各地区城镇化综合水平进行差异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新疆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以期找出新疆各地、州、市城镇化综合水平的差异。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资源型城市战略性工业产业优选模型研究

资源型城市正面临城镇化及产业转型两大重任,将新型城镇化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本文从新型城镇化视角,构建了该类城市战略性工业产业优选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用层次分析法优化了Weaver－Thomas模型,构建了AHP—Weaver－Thomas资源型城市战略性工业产业优选模型。为验证其稳定性,以太原市为例进行算例分析,选择确定了太原市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的6个战略性工业产业,模型分析结果与太原市现实情况有较高的吻合度。该模型为资源型城市合理选择战略性工业产业提供了新思路,为推动占我国城市总数近1／5的资源型城市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了新方法。     

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时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熵权法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数, 在考虑控制空间因素和内生性的基础上, 通过贝叶斯后验概率确定了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存在正向空间协同性; 空气污染表现出明显的“ 漏出效应”、“叠加效应” 和“警示效应”;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性, 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最大; 从新型城镇化的微观层面来看, 人口与生产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所占权重最大, 该因素加重了空气污染; 居民生活与社会发展对空气污染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为减少空气污染, 应加强空气污染联合防治;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注重新型城镇化提质发展。     

配电网标准化设计综合评价研究

<正>构建配电网标准化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开展配电网工程设计标准化评价模型研究和综合评价方法研究工作,符合当前"稳增长、防风险"、加快配电网建设改造、推进转型升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有助于企业提质增效、实现配电网"精准投资"、提高配电网建设改造评价工作的精益化水平。     

高新园区产城融合的模糊层次综合评价研究——以上海张江高新园区为例

产城融合是一定区域范围内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协同共进、良性互动的一种科学发展状态,是城镇化与高科技结合的理想形态.本文构建了高新区产城融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张江高新区为例,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其产城融合度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张江高新区产城融合已达到较高水平,环境、安全等城镇化质量指标对产城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将新型城镇化划分为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以及环境城镇化4个方面;然后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率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引入控制变量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最后通过GMM估计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各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经济城镇化正向推动3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城镇化正向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环境城镇化正向推动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此外,科学文化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效应;金融业发展积极推动东中部地区产业发展;前一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各地区产业发展都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对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作用却截然不同。     

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本质上是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本文通过研究城镇化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发现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型非线性关系。即按照目前的城镇化发展模式,随着城镇化率的继续提高,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会放缓。本文建议要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中部崛起。     

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发展与新型城镇化路径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有许多城市都是靠自然资源的开发而逐步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除了面临西部地区共有的一些困难外,还有其特有的一些阻碍新型城镇化的因素.有必要从“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生活整体水平的角度出发,促进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铺平道路.     

伊犁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考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但激化了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城镇化逐漸成为“房地产化”的代名词。因此,新型城镇化成为我国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其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结合伊犁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在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提出了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等具体解决方案,以促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