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创业实践驱动的学术问题与研究建议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业功不可没。乡村振兴、共享经济、社会创业、三农变化、城乡互动等众多因素共同推动涉农创业，围绕农业、农村、农民的创业活动日趋活跃。但是，不能用工业化发展的逻辑振兴乡村，三农创业也不会是城市创业的自然延伸。挖掘三农创业实践中的学术问题，大力开展三农创业研究，不仅有助于为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三农发展等政策建设建言献策，也有助于丰富和推动国内的创业研究。基于三农创业所展现出的活跃性和独特性，作者指出机会在未被充分利用的三农独特资源中孕育，资源、创业者等基本创业要素也正不断向三农集聚，呼吁学术界重视三农创业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地，文章从三农资源、企业家精神等角度切入，初步探讨了三农创业领域中可能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议题。最后，文章从三农创业实践出发，对三农创业的研究视野、研究情境、研究范围、研究层次和研究方法等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从创业者到员工:创业激情传染的模型构建与机制分析

员工作为新企业的重要能动主体，其工作激情对新企业创业任务的执行质量至关重要，尽管创业者创业激情传染是员工工作激情的重要来源，但此问题尚未引起充分的关注，创业者创业激情向员工的传染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首先，文章对创业激情传染和情绪传染的经典文献进行了系统回顾，将文献当中所涉及到的关键情绪传染过程的概念进行系统搜集、甄别与梳理，并将这些相对离散和重复的情绪传染过程进行拓展和归类，为深入开展创业激情传染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文章构建了创业激情传染的过程模型，将创业激情传染细划成输出、传导、输入和转化四个子过程，揭示了创业者和员工之间情绪的流动和变化规律。第三，文章以创业激情传染四个子过程为基础，将四个子过程的核心要素分别细化为情绪表达、情绪感知、情绪模仿和情绪内化，进一步分别构建了创业激情传染四个子过程的理论模型，揭示了各子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文章从创业者创业激情传染这一新颖的理论视角拓展创业激情研究，较好地呈现了情绪传染文献的研究脉络，构建了创业激情传染过程及其四个子过程的理论模型，具有明确的理论突破性。     

影响航空飞行的大雾天气研究进展评述

随着航空业的快速发展,气象因素对航空运输的影响日益凸显,其中,大雾天气是威胁航行安全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大雾天气造成中低空能见度明显下降,对航空飞行特别是飞机起飞、降落阶段危害最为严重,由此引起飞行事故和航班延误、返航备降等问题。因此,对于雾的研究及其对飞行安全影响的机理等方面,是国内外航空飞行及相关领域关注的主要内容,相关成果丰富。针对这一问题,研阅了大量研究成果和文献,概述了雾的气候特征和主要分类,分析了目前雾的主要监测手段和预报预警方法等现状,并阐述了雾对飞行的影响。旨在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梳理、总结和凝练,为后续更深入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参考,以期能更精准监测雾、更精确预报雾,提高空域的使用率和飞行效率,减轻雾对航空飞行的影响。     

资产财富和居民消费——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随着"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如何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成为研究热点。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首先从省际视角研究了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证实了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分别对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且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住房资产的抑制作用。其次，文章探讨了两种资产对不同种类消费品的影响，金融资产增加主要促进教育娱乐医疗等改善性消费，住房资产增加则主要抑制基本品消费。最后，文章对不同省份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随收入、资产增加先上升后下降，而住房资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随收入、资产增加先上升后下降，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在东部地区影响小于西部地区，且受区域教育、人口和收入结构影响。综上来看，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控制房价过度上涨，改善资本市场在资产分配中的作用，加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能够有效改善家庭资产结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习惯形成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

习惯形成是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依据之一,影响着其演变和发展的规律,现有研究普遍认为,该特征导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愈加谨慎,但追根溯源,习惯形成究竟对居民消费具有怎样的内在影响机制,这是文章探究的主要问题。以改进的Dynan模型为基础,充分考虑居民消费习惯形成的产生机制,嵌入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构建动态消费函数,采用29个省1978-2016年的城镇面板数据,在测算习惯形成、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变参数的基础上,运用面板VAR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动态分析发现：面对不确定冲击,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强度随之增大,促使居民降低消费倾向,并在不确定影响弱化后,抑制消费倾向的回升,在两者的相互制约中,消费倾向最终缓慢回升至某一较低的水平,因此习惯形成减慢了居民消费的变化速度,抑制了消费倾向的提高。这启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来自供给侧的多次不确定冲击,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较大的习惯形成强度,是其消费倾向持续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有效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弱化习惯形成的强度和影响至关重要,为此应构建长效机制,努力降低不确定冲击的广度和深度。文章的研究进一步认清了消费习惯形成的性质,厘清了居民消费变化的动态性和长期性,对提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有效性具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探讨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企业经营模式多样化,投资人对会计信息的要求随之改变。会计准则作为会计实务的理论指导,必然在制定过程中发生变化。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分为原则导向和规则导向,这两种导向制定的会计准则有很大差异。长期以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尽管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论,但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之争,只是安然事件之后出现的,并随着"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Actof2002)的出台而引起实务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通过比较原则导向和规则导向的概念、差异,得出两种导向制定模式下会计准则的优缺点;并分析国内外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制定模式,从而对我国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议。     

社会地位、在职消费与激励绩效

对企业高管进行有效激励，降低企业的激励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平稳运行和经济的繁荣发展。文章以2003-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在职消费通过彰显"地位"、"威望"等而对企业高管产生的激励作用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位"、"威望"等精神层面的非物质因素对企业高管具有激励作用，并在激励效果上对货币薪酬具有替代作用：国有企业中，在职消费更可能作为货币薪酬的替代性补偿而产生激励作用；民营企业中，在职消费更可能发挥精神层面的激励替代作用。而在货币薪酬等物质激励得到相对满足的情况下，考虑了"地位"、"威望"等精神因素的激励契约具有更高的激励相容性，能够有效地为企业节约激励成本，提高内部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升股东价值。     

中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国有企业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如何推进需要新思路、前瞻性和大气魄。文章围绕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从研究意义、国外实践、基本框架和实施要点等方面出发,循序渐进、逐步深入,较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首先,从一般性与异质性的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定位与功能的重新认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要求和统筹兼顾与重点推进现实性五个方面,论述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次,从分类改革动因、主要分类标准、目标功能确定、分类监管模式出发,概述国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实践及其启示。再次,从探索现状、理论基础、三力模型、基本分类、改革内容和遵循原则,提出了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基本框架。最后,提出要处理好绝对和相对、动态和静态、体系和要素、垄断和竞争以及分类和分层等五个方面的关系,以确保国有企业分类改革顺利实施。     

中国水资源研究热点及演化的可视化分析

以"水资源"为关键词,从CNKI数据库筛选出2010—2020年的3070篇CSSCI检索文献,基于文献计量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从文献的数量、作者合作、机构合作和关键词等方面,开展近10年中国水资源研究现状与热点分析.研究表明:近10年,水资源研究一直是中国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水资源承载力、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利用、水资源配置等作为高频关键词,成为学者们最为集中的研究热点;从发文机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河海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武汉大学、郑州大学4所高校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家科研院所,且发文机构之间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交流合作;从水资源研究的发展趋势看,水资源调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水资源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     

劳资之间的雇佣实质及企业所有权的归属演变

＂资本雇佣劳动＂说是当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观点,但显然,这种观点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产物,没有用前瞻和历史的眼光来分析问题。实际上,雇佣关系直接地反映了资本和劳动的供求状况,如果供求发生变化,那么雇佣关系也将随之改变;而供求状况的改变则主要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特性。随着劳动异质性的增强,劳动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那么也必然预示着劳动雇佣资本的来临。     

利率市场化及其传导效率的时变效应——基于DSGE和SV-TVP-VAR模型的分析

文章首先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从理论上模拟了我国政策利率传导的基准效应,然后构建SV-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传导的时变效应并根据基准效应计算了传导效率。DSGE理论模拟结果显示,在理想的情况下政策利率可以传导至产出、价格、消费、投资等变量以及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水平,同时理想的政策利率传导没有时滞效应。从持续期来看,政策利率冲击对产出、价格、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等变量的调控效果在中长期趋于收敛,但对工资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收敛趋势。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政策利率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变量均产生了良好的逆周期调控效果,对通货膨胀率、消费和投资的调控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综合两个模型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政策利率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的传导效率不断提升,1996-2019年对四个变量的传导效率分别由43%、27%、18%、52%上升至86%、36%、54%、95%。文章推断,所有制差异和利率双轨制可能是现阶段制约传导效率提升的两大问题,应以破解利率双轨制逐步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为抓手推进利率市场化,形成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利率的联动传导机制,同时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打破预算软约束,弱化信贷方面隐性担保的体制优势,使得所有市场主体真正对利率变动敏感,政策调控可以更加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文章的边际贡献在于综合理论模拟和实证研究为利率传导效率和利率市场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RCEP关税减让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影响分析

大幅度削减成员国间关税是RCEP协议的核心内容,为了揭示RCEP成员国间关税减让的经济影响,文章首先分析了RCEP成员国间贸易现状、产品结构、进口关税和贸易竞争力,然后,运用GTAP模型模拟RCEP关税减让对各成员国宏观经济和产出的影响,得到结论如下：（1）RCEP关税减让可以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2）就短期而言,RCEP成员国间关税减让可以提高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GDP、社会福利、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等宏观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提高中国、韩国、澳大利亚、东盟的总产出水平;（3）就长期来说,实施零关税可能显著提升RCEP大多数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效益和产出水平。     

协同共生论:数字时代的新管理范式

数字时代管理实践中的无限链接、动态协同、范围经济、不确定性等特征向现有管理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实践界需要新的"范式革命"来帮助组织有效地应对数字化。为了解读数字时代组织面临的新困惑,帮助企业应对数字时代的新挑战,本文提出了协同共生论。协同共生是指组织共生单元通过主动寻求协同增效,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跨边界组织成长和系统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价值最优的动态过程。协同共生的本质是从无序到有序,协同共生论就是用于引导共生单元实现整体价值最优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即通过协同共生效应、架构、管理模型及价值重构关键要素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帮助企业实现边界内组织成长、跨边界组织成长、系统自进化,进而达到整体价值最优。本文提出组织内共生、组织外共生及组织内外共生等三种共生态结构,并探讨了实现三种结构的机理、要素、模型与情境条件。"协同共生论"作为协同逻辑、共生状态的有机融合,为探索数字时代的组织和管理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     

信仰的力量:东道国宗教信仰会影响中国OFDI吗？

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及ARDA宗教数据，构造引力模型实证考察东道国宗教信仰多样性和东道国与中国宗教信仰相似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宗教信仰多样性对中国OFDI有促进效应，但东道国与中国宗教信仰相似性对OFDI没有显著正影响。使用1900年宗教信仰结构匹配的宗教变量及1500年东道国与中国的遗传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纠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存在。同时，用控制传导变量及剔除金融危机影响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最后，在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中初步发现，宗教信仰会通过选择偏好效应、信任间性效应和制度介导效应作用于对外直接投资。     

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非线性影响：部门市场化程度差异视角

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国不同部门市场化程度有所差异，劳动供给的部门异质性随之体现。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结合汉森门槛回归模型和劳动供给模型，依托部门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性，文章探讨了工资对劳动力个人供给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部门异质性。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我国市场部门与公共部门劳动力的个人劳动供给有所差异。第二，工资与个人劳动供给呈现非线性关系并且存在部门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资对个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三个"突变点"，工资门槛均使得工资"激励效应"加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第三，劳动供给的工资门槛存在性别、城乡和行业异质性。第四，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个人劳动时间供给趋于降低，签署书面劳工合同使得市场部门劳动力工作时间显著增加，而政治面貌显著影响公共部门劳动供给。总体来看，无论是市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我国劳动力个人供给曲线均未"向后弯曲"，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幸福感等议题需持续关注。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效应研究

当前,互联网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行为观念与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5年度数据,系统评估了互联网技能给农村居民带来的幸福效应。研究表明：掌握互联网技能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其感到"非常幸福"的概率显著高出2.6%。考虑到掌握互联网技能很可能是农村居民"自我选择"的结果,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内生转换模型构造反事实框架纠正选择性偏误,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技能会通过丰富休闲娱乐活动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内蒙古羊肉供求实证分析

通过供求理论结合产业特征分析，确定影响羊肉供求的主要因素，构建供求模型，研究发现：供给主要决定于上期价格和出栏率，需求主要决定于本期价格、居民收入和猪肉价格；对于价格而言，供给缺乏弹性，而需求富有弹性；羊肉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羊肉属于肉类消费中的高档品。羊肉特别是活羊的最低保护价，科技示范推广，以及品牌建设，是牧区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前提下增加牧民收入的关键因素。     

中国通货膨胀的内在周期波动与外在水平波动的驱动机制研究

无论是从有关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性文献,或者还是从有关中国通货膨胀文献来看,它们均普遍忽略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内在周期与外在水平波动的分析。为此,文章首先从内部时域和频域视角,通过"谷-谷"划分法和谱分析方法对1990年到2016年的CPI进行了周期划分和波动成分分解;随后从外部视角通过对驱动通货膨胀水平波动的系统因素,进行因子提取,采用FAVAR方法研究了价格变动的影响机制。主要发现：（1）中国以CPI为度量标准的通货膨胀在1990年1月到2016年12月完整经历了6轮周期。在有些轮次周期中,上升跨越度和下降跨越度有明显的不对称性。（2）内在成分中,食品项的主周期长度和次周期长度均与CPI指数保持高度一致,食品对CPI总指数的影响相对较大,长期保持同向变动。（3）外在机制中,外部冲击因素因子、通货膨胀自身惯性和预期对中国通货膨胀变动具有较为重要的驱动贡献。中国通货膨胀不仅是货币现象,而且也是外部冲击、自身惯性与预期波动的重要驱动结果。     

回应性监管策略对险资举牌的影响——基于万科、南玻、伊利和格力的多案例研究

受我国金融监管政策由松转紧的影响，险资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呈现出举牌"涨潮"和"退潮"之势。基于回应性监管理论，文章对宝能举牌万科、前海人寿换血南玻、阳光保险举牌伊利和前海人寿突袭格力四个事件进行了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政府监管策略会根据险资举牌动机和行为进行相应调整，当险资投资是单纯性财务投资行为时，监管机构主要以规范行为和能力提升为主，采取被监管主体自我监管和强化型自我监管策略；当险资举牌演变成一种行业性激进式恶意收购行为时，监管机构逐步升级监管强度直至暂停业务、市场禁入等严厉的惩罚措施。随着监管策略呈现从强化型自我监管向命令控制型监管，后又回归至强化型自我监管的转变，险资举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当监管处于强化型自我监管阶段，南玻被前海人寿多次举牌，最终丧失控制权；面对宝能系的三次举牌，万科虽然紧急停牌，随后发布资产收购预案，但反收购举措也以失败告终。当监管强度逐渐升级进入命令控制型监管阶段，万科管理层重夺控制权，随着监管趋严的形势逐渐明确、监管层的态度立场和惩罚措施日益清晰，阳光保险未再继续增持伊利股份，伊利保持了控制权；前海人寿突袭格力时，正值保监证监齐发力明确对险资恶意举牌的态度和立场、要进一步强化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于是格力最终保住了控制权。当险资举牌行为得到严格限制后，政府再次进入强化型自我监管阶段，只是此次的监管规则在之前强化型自我监管阶段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完善。本文提出，监管机构应重视提高监管对象自我监管的主体责任和能力，采取先宽松后强硬的监管措施，并用权威有效的强制措施防范违背基本底线的金融风险，同时要考虑各监管策略之间的互相融合促进转化的动态关系。     

创业与家族企业研究前沿与热点:基于BibExcel词频软件的文献计量分析

为了识别近十年国外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知识体系的演进发展趋势，文章基于近10年国外创业与家族企业核心期刊的关键词数据，利用BibExcel词频分析法列出了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常见的理论视角与话题，并通过趋势分析，推测未来几年该领域的研究方向。研究发现，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的理论视角具有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主流管理理论增长趋势放缓，而创业和家族企业特有的理论视角得到了更频繁的关注。话题关键词部分，创业研究呈现出了多极发展的趋势，家族企业研究则对传统的话题如传承、代际创业与家族性等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热度，而战略领域的主流话题在创业与家族企业领域也富有旺盛的活力，中小企业的筹资、投资行为是上升最快的议题，而家族企业与新创企业的非经济作用，如企业社会责任等也受到了更多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