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政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外文献的讨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人口迁移现象日益普遍，移民规模不断上升。移民给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了重要影响，各国纷纷制定政策规范移民迁移的方式和方向。论文通过梳理国外有关移民政策的文献，概括了移民跨国迁移的动机以及美国的移民政策的变化，探讨了国际移民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     

安全意识主导下的俄罗斯移民观——移民政策制定的社会基础

国际移民是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关注的重要社会现象之一。不断增长的外来移民数量,使俄罗斯社会各界纷纷对移民本身、移民现象给接收国（地）带来的后果、移民的管理甚至是限制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后来不仅构成了俄罗斯政府制定移民政策的社会舆论基础,更成为俄移民政策走向的主导因素。而不同观点持有方对国家安全的重视,使得俄罗斯将保障国家安全视为政府管理移民现象的根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资本弱化避税原理探析

本文剖析了资本弱化避税原理。认为自然人关联方资本弱化避税来自于债务利息的“税收挡板”效应;国内资本弱化避税主要是由于母子公司适用所得税税率不同,以及母公司采取债务投资时所减少的“税收挡板”利益和采取股权投资时获得的“股权增加”利益的比较;国际资本弱化避税产生于税收利益在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之间的分配差异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方法的选择。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与我国法律机制的衔接

随着我国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中美、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的深入,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机制对我国的深刻影响日渐凸显。这就要求我国及时应对,对国内的相关法律机制作出适时调整,通过司法机制的衔接,国家豁免立法和对我国仲裁法的修改等举措,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我国投资者利益,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我国的仲裁机制与国际接轨。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景分析

国际资本的流动对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都有利，它为输出国的投资者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使投资的风险得以进一步分散；为资本输入国带来了资金、更为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随着经济国际化浪潮的发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广度、深度正不断增加，我国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国际直接投资是必不可少的。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企业从商品"走出去"到工厂"走出去"再到资本"走出去",不仅关乎中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资本带来积极的推动和补充。目前,我国对外投资收益水平低,企业自身不擅长海外管理,缺乏国际经营总体战略和长远规划,政府对对外投资服务职能有待转变。因此,应抓住对外投资的战略机遇期,深化对外投资管理改革,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我国从"商品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型。     

生态移民生计风险与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城镇集中安置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视角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探讨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是如何影响其面临的生计风险以及如何作出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发现规避生计风险、选择合适生计策略的基础是提升优化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进而达到生计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应从政策层面想方设法提升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数量,尤其是提升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数量。     

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是否吸引了更多的QFII投资

本文从吸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出发,检验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是否真正提高了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基于2003~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0081个年度观察样本数据,本文发现,实施国际趋同的新会计准则显著吸引了更多的QFII投资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与此同时,发达的制度环境、交叉上市、聘请"国际四大"等多种宏微观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显著降低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吸引QFII投资的积极影响。本文对于认识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积极意义以及提高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生态移民生计风险与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城镇集中安置移民家庭生计资本的视角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探讨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是如何影响其面临的生计风险以及如何作出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发现规避生计风险、选择合适生计策略的基础是提升优化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进而达到生计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应从政策层面想方设法提升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数量，尤其是提升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数量。     

论国际投资条约价值多元化之发展趋势

国际投资条约传统上仅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投资者利益保护为价值取向,晚近随着国际社会的演变,开始逐渐关注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非投资价值的保护。这一趋势既表现为国际投资条约内容上的发展变化,也在当代国际投资仲裁案例实践中有所体现。国际投资条约价值多元化之发展趋势源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资本流动方向趋于多样化、全球治理议题的兴起等多方面原因。国际投资条约的未来发展,应当是在促进投资自由化的同时,逐步实现投资者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之间的协调统一。中国应在BIT缔约谈判中转变立场、关注多元价值平衡,同时应注重引导"走出去"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