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困境评析

本文依据“资源基础论”阐述智力资本与企业持续竞争位势之间的关系,指出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分析目前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困境,并从产权制度、会计模式、产品市场竞争、信息披露政治动机、智力资本理论发展等多个角度剖析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困境的根源,提出促进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几点建议。     

浅谈企业智力资本及其信息披露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最具价值和最重要的资源不再是物质资源,而是智力和知识资源,即智力资本。现行会计系统的局限使得智力资本在传统财务报表中几乎无从体现,而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至关重要。因此,对智力资本的信息披露成为报表使用者准确评估企业价值的有效途径。本文主要从其优势、影响因素和面临的困境等几个方面探析了智力资本。     

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本文利用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大样本数据,研究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总体智力资本、人力资本信息披露与股权成本负相关.(2)相对于内控质量较低的企业,内控质量高的企业披露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信息,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股权成本.(3)与竞争缓和环境中的企业相比,激烈竞争环境中的企业的智力资本、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股权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强.此外,总体智力资本、人力资本信息披露能够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减少买卖价差的中介路径发挥降低股权成本的作用.     

财务困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初探

众多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和质量会对公司声誉、股票价格、资本成本等多方面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位于财务困境中的上市公司往往会在对社会公众进行公司财务信息披露方面采取一定的策略。与正常运营时期相比,财务困境上市公司在披露数量和披露内容方面都可能会发生改变。然而,目前国内研究大多仅将面临的财务危机作为导致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的因素之一,却没有对位于财务困境中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做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本文对该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各方面的改变进行了归纳并探讨这些改变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论述了把握财务困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律对投资者以及市场监管机构的重要性。     

提高资本信息披露标准

市场约束是银行监管的重要环节,是促进金融市场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手段。有效的市场约束要求银行必须全面、真实、及时和持续地披露有关信息,使市场参与者能客观地判断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利于从外部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促进银行不断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内控制度。     

高管背景特征、产品市场竞争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来自我国A股高科技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沪深两市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依据高层梯队理论,实证考察高管背景特征与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行为间的相关性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高管年龄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显著负相关,而高管学历、任职时间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产品市场竞争不仅直接对智力资本信息披露行为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强化了高管年龄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间的负相关程度,弱化了高管学历、任职时间与智力资本信息披露间的正相关程度。     

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时信息披露和资本成本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从国外和国内两方面对当前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最后,针对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对信息披露和资本成本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从国外和国内两方面对当前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最后,针对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市场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IPO招股说明书的经验证据

智力资本信息对外部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企业内部的管理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已存在智力资本信息。本文对智力资本信息在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中的存在性和市场效应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智力资本信息已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的进一步管理与规范提供分析依据。     

试论智力资本会计

研究表明 ,企业制度变迁的过程 ,也就是实体资本与人力资本逐渐分离的过程 ,知识经济下智力资源的稀缺更是加快了智力资本作为独立资本形式的进程 ,财富与智力合作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 ,作为人力资源会计自然升华的智力资本会计应运而生。为能在现有财务会计体系下合理计量、核算和报告智力资本 ,我们可以运用“评估 +讨价还价”的智力资本计量模式和与传统财务会计既相对独立又融为一体的智力资本核算与报告体系。     

信息披露、收益不透明度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以1993年至2001年间我国证券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考察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一些影响因素之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上市公司而言,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同时,本文还发现,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不仅受到前一年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还受到前四年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所以,上市公司管理者为了降低公司再融资的权益资本成本,应该持之以恒地致力于保持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     

论资本市场中的信息披露问题

本文分析论述了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含义、意义 ,分析了会计模式、审计模式以及监管当中目前存在的问题 ,并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对策     

论无形资产信息的有效披露

现代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内容，已越来越受到会计信息使用的关注，人们渴望了解它的真实情况，但现行的会计制度不能做到对无形资产信息的有效披露。要使无形资产信息得到有效披露，须构建一个无形资产信息有效披露的体系，并借助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使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更为丰富多样和有效实用。     

论智力资本会计计量方法

论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智力资本的内涵、构成要素等进行梳理和总结,对已有测度方法进行分析和评述,最后对智力资本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论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原则

政府财务信息是从价值的角度对政府业务活动及其结果的一种反映,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政府财务信息包括政府财务会计手段核算和反映的财务结果信息、反映政府财务计划的政府预算信息等,它主要通过政府预算报告和政府财务报告对外披露。政府财务信息披露必须坚持或遵循及时原则、全面原则、适量原则、真实原则、易用原则和平衡原则。     

公平和效率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方式的转变

自《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以来,美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方式由自愿性披露转变为强制性披露.而在2008年我国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标志着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也开始向强制性披露方式转变.论文试图用经济学的公平与效率理论分析内部控制信息由自愿性披露方式转变为强制性披露方式背后的原因,经过分析...     

它山之石:QFII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为上市公司提供了一个来自境外的特殊且专业的监督力量。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采用Kim and Verrecchia(2001)的方法测度信息披露质量,发现QFII持股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在使用PSM-DID、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和反向因果识别来缓解内生性后,本文证明了QFII持股与公司信息披露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说明QFII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力量。分样本研究发现,QFII持股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作用对内部治理较好和被“四大”审计的公司更加明显。最后,机制检验发现QFII可以通过增加持股公司的分析师跟踪人数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来改善信息披露质量。因此,增加QFII的数量和逐渐放松资本项目管制有助于改善信息环境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进而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探讨

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的主要信息来源,本文探讨了我国证劵市场会计信息披露的标准与问题,分析了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原因,然后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The Impact of Statutory Sanctions on the Level and Information Content of Voluntary Corporate Disclosu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ffect of statutory civil and criminal sanctions on voluntary corporate disclosures by firms listed on the Australian Stock Exchange (ASX). Apart from direct investigation of the quantity of voluntary disclosure, we also investigate several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altered corporate disclosure policies, namely properties of analysts' forecasts, the degree to which share prices anticipate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periodic earnings repor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atility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s. Results suggest that, post-sanctions, any increase in voluntary disclosure is confined to smaller firms and those which performed relatively poorly. Moreover,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 did not become more accurate or less diverse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tatutory sanctions, 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weight placed on each disclosure's ability to explain return volatility.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share prices have anticipated earlier the value relevant components of annual periodic accounting data, although this result is again confined to smaller firms. Although the tests used are not independent and have a limited time period post-sanctions, the results cast doubt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imposition of substantive civil or criminal sanctions affects corporate disclosure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