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贫困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析

相对于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是一个更深层次、更加全面的概念。该文从能力贫困的视角进行分析,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质不仅在于农民收入太低,而且还在于农民缺乏创造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因此,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消除能力贫困,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     

现代日本社会收入差距分析

在世界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以及贫困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本文探讨了日本社会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通过分析发现,缩小收入差距也是当今日本政府面临着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分析了日本社会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以及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并对中国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工作满意度关系的经济学研究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中国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追踪调查"数据,运用OLS方法文章研究了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对雇员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相对收入即同岗位同事的收入在高学历样本中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提供公平的职业发展机会,且个人能够凭能力、努力及勤奋获得认可是同岗位同事收入产生正向影响的机制。本研究表明除了提高收入的绝对水平,企业实行适当拉开内部收入差距的工资政策也可以提高雇员的工作满意度。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与贫困减少——兼论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文章采用模型分析和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基于2000年以来分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及贫困减少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减贫效应,并探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及来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依然对农村贫困减少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收入分配的恶化会部分抵消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经营收入次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     

我国“增长性贫困”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DP增长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居民收入最低总计比,验证了我国“增长性贫困”现象的存在,提出应改善收入分配,尽快提高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保持并尽量加速我国基尼系数的下降,防止基尼系数上升,通过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拉动人均GDP增长,缓解“增长性贫困”的问题.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

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发生的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于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大小,估算了不同年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贫困减缓弹性,并根据Shapley分解讨论了分项收入对贫困程度的影响以及分项收入不均等性的贫困减缓弹性。     

我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化分析

本文使用Datt(1998)提出的基于洛伦兹曲线的贫困度量方法,分析了世界银行公布的1981-2005年我国城乡收入宏观加总分组数据,并且采用夏普利(Shaley)分解方法研究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增长和分配变化对贫困变化的作用,考虑了不同的贫困度量指标、贫困线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减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收入的高速增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农村和城市都经历了不平等的快速上升和收入增长放缓,因此这段时间减贫的速度下降甚至贫困有所增加,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收入增速的提高和不平等的上升放缓,我国的减贫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     

老年人收入差异及其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基于贵阳市两次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

利用贵阳市2008年和2010年两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考察老年人收入水平、独立性和稳定性这三个维度的差异状况及其对收入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1)2010年老年人在收入满意度及收入水平、独立性、稳定性方面,都比2008年有所提高。(2)在收入水平、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差异上,城镇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高龄高于低龄;文化高的高于文化低的。(3)收入水平和收入稳定性对收入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但收入独立性对收入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收入导向型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基于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分析

基于2015—2016年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数据,对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江苏农村低收入家庭存在较为突出的非收入维度贫困,其中健康维度贫困最为突出,饮用水和生活用电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较为显著,且分析时段内多维贫困程度略有提升,总体上苏南地区非收入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苏北地区较为严重;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主要来源于健康、炊事燃料、教育和卫生设施4个维度,其中健康维度的贡献度最大,炊事燃料的贡献度次之,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贡献度大体相当;收入脱贫农村家庭的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程度相对较低是部分家庭2016年实现收入维度脱贫的主要成因。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下中国农村家庭致贫机理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联性,并依据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双重识别标准下农村家庭的不重叠性,从家庭人口特征、生产经营特征、资本特征、社会关系特征和村庄地理环境角度,对农村收入贫困家庭和多维贫困家庭的致贫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土地流转、当地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越利于两类家庭摆脱贫困;(2)土地面积、组织成员、当地教育条件、地区类型对于两类家庭具有相反的影响;(3)劳动力人数、户口类型、家庭经营、住房拥有情况仅对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地貌特征仅对多维贫困家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未来扶贫工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家庭的致贫因素采取差异化的扶贫方式.     

河南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缓增长问题研究

“三农”问题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河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省内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河南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历史回顾和现状分析,对河南省内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河南省与其他省（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得出河南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低缓的结论,并分析主要原因,提出相应建议。     

贵州少数民族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是影响贫困发生率的两个重要因素,针对贵州全省及36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和14个非少数民族贫困县近七年的贫困发生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基尼系数,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分析和比较,得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及收入分配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程度,并在假定收入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分析收入分配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程度,从而说明了经济增长是贵州少数民族贫困县贫困发生率最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

本文利用农业部1986—2001年间六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第一,分析期内农户呈现出收入流动程度随时间先增大后逐渐稳定的趋势,这使得持久收入不均等程度显著小于年度不均等,1995年以后虽然有较大的年度收入不均等,但持久收入不均等较小;第二,分析期内农村收入流动始终大于同期城市收入流动;第三,在1986—1990年间,农民平均收入较高省份的收入流动程度较大,而在1995—2001年间,各省收入流动差异并不明显;第四,农民收入水平有条件收敛的趋势,同时,教育水平提高、外出打工,都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推进作用。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问题探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后,财产性收入问题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其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与促进农民财富积累的明智选择。然而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较少,与城镇居民拥有的财产性收入相差较大,且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途径单一。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弱,农村的投资环境差、投资渠道少。因此,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发展农村资本市场,加强对农民的市场风险教育。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越有可能和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     

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角度谈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我国已脱离低收入国家行列,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过渡的关键时期。收入分配不公是陷入“中等性收入陷阱”国家的一大特点,试图从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出发来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实现“中等收入陷阱”跨越。     

农村家庭动态收入与相对贫困收敛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五轮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以家庭收入与资产进行GLM模型回归得到资产指数(或称为结构性收入),之后借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收敛俱乐部方法分析结构性收入的动态情况，并使用面板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收入冲击的持续性。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结构收入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贫困收敛俱乐部数量为5个，约11.6%的家庭陷入了贫困陷阱中；对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而言，暂时性收入较高家庭受到良性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最高，暂时性收入较低家庭受到不良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较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时，陷入动态结构性贫困家庭的比例远小于相对贫困线下的比例，其他结论基本不变。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越有可能和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