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电子合同法律适用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

现今在互联网大潮不断影响下诞生的电子合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与传统交易形态相比,电子合同在很多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因而难以通过现有立法加以调整。涉外电子合同只是形式上同传统合同不同,实质上仍是合同法律关系,所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直作为法律适用方面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于涉外电子合同的法律适用过程。理清电子合同与涉外电子合同的基本关系,指出公共秩序保留法律适用的关系,然后分析中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在涉外电子合同法律适用上运用公共秩序保留,首先要坚持防止滥用原则,然后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总之,中国在涉外电子合同领域应不断完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对其进行合理利用和必要限制。     

离岸金融交易争端中的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

离岸金融交易争端的特殊性使得有关法院在运用冲突规范处理此类纠纷的时候,对于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等冲突法上的传统问题感到尤为棘手。本文认为,在离岸金融交易中,应该适当允许法律规避;但为了防止个案对一国金融秩序的严重影响,公共秩序保留应当得到充分、合理地运用,并应以国际公共秩序为今后的发展方向。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与国际贸易惯例适用的兼容性浅析

文章从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性分析出发,通过界定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分析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排斥国际贸易惯例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而提出在国际贸易惯例的适用过程中,公共秩序保留不应作为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工具,但在特殊条件下其也须发挥独特的作用。     

情势变更原则中"显失公平"的认定——以判断标准为视角

情势变更原则是现代合同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在许多国家法律中已经明确的确立了该制度适用的原则,在我国对该问题的规定不甚明确.因此为了在使用该原则时能够反映其维护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原则的初衷,对其中的显失公平这一细节问题进行系统化研究,并注意适用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谈我国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一、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含义、特征、内容、 （一）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含义 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指对诉讼案件进行审判的权力由法院独立行使．不受任何机关或个人的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精神就是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严。体现法律面前个人平等的原则，反对特权和等级观念，它是一项反对人治、提倡法治的宪法原则。     

论公共秩序保留与直接适用法的关系

“直接适用法”与公共秩序保留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际私法学者争论的问题,本文拟从二者的联系以及区别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并且结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第5条的具体操作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     

信用证审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问题研究

如何确定单据是否和信用证严格相符,是目前在跟单信用证实务和法律领域争议最大和分歧最多的问题。关于信用证的审单原则,广为接受的是UCP500规定的严格相符原则。但是,各国法院在具体适用该基本原则存在很大的差异。对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信用证纠纷的具体案例及判决的研究表明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是严格表面相符的审单原则。我国的司法实践应该参考国外的信用证法律理论和司法判决,在扬弃传统的镜像标准基础上,借鉴“理性的审单员”标准,及时修订不合时宜、单一僵化的标准,更好地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促进信用证交易的顺利进行。     

再议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违约责任是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而归责原则在违约责任制度中居于核心地位.通常认为,大陆法系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英美法系采取严格责任原则.笔者认为,首先,对于某一问题认定的原则性规定,在一国之中应当为单一的;其次,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应为严格责任原则.对于某些特殊情形,完全可以适用免贵事由等制度解决,这是由合同的特点所决定的.     

关于行政征用原则的思考

行政征用是现代行政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现行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建构尚存在诸多欠缺。文章着重提出了行政征用的几个基本原则,即公共利益原则、程序正义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和补偿原则。     

存在与意义的再探索——“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哲学反思

制度建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生活经验与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制度设计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顺利与否。从一个微观的法律制度（＂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出发,具体研究制度设计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希望借此也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行政法规适用之商榷——以一起娱乐场所无照经营案为例

对娱乐场所无照经营行为有关执法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处罚,但国务院分别制定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与《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两个行政法规,两者处罚规定似有冲突。综合法理,可以适用《办法》依法进行处罚。为适用法律准确明晰,建议修改《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被挂靠企业公司法人人格之否认——以利益冲突为视角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最早渊源于英美法国家,实践中有其严格适用条件。中国新《公司法》第20条引入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在民商事和公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却没有相对具体的司法解释。特别是挂靠经营中发生的债权债务纠纷能否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及如何适用,以平衡各方利益冲突,体现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案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民商事和公司法理论和实践都应面对的一个课题。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区域法制配套研究

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保障长株潭地区区域＂两型社会＂建设的法制研究不足,而解决长株潭试验区法制不健全就需要借鉴国际国内区域法制合作模式以完善区域内＂两型＂法制建设。完善长株潭地区法制配套,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首先,以省级立法为主,制定适用于＂两型社会＂实验区的地方性主干法规：其次,建立区域合作法律机制和区域法律冲突救济法律机制;再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人大的授权,确定长株潭先行先试权的边界;最后,完善清理现有政策法规冲突的长效机制。     

论基础专利之改进技术保护路径的完善——以确立反向等同原则为视角

我国基础专利之改进技术的实施面临诸多障碍，阻碍了改进技术的推广应用，美国司法实践中由法官创设的反向等同原则对于我国解决这一困境具有借鉴意义。对反向等同原则的制度功能与理论基础进行规范分析，并辅以比较法视角，研究发现：反向等同原则不仅可以限制专利字面侵权，平衡专利权人与改进者之间的利益，还可以作为专利政策杠杆，对专利法保护的不同行业技术进行微观调控。确立反向等同原则符合专利契约理论对公平的要求，亦与知识产权工具论的主张相契合。最后，提出建议：以反向等同原则的确立为切入点，使落入专利权利要求字面含义范围内、与专利技术不相等同的全新改进技术免于专利侵权，同时严格把握反向等同原则的适用条件，兼顾基础专利保护与全新改进技术激励。     

群体性事件的法理分析及法治应对

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日趋多样性,手段方式趋于激烈,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日益严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相互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利益被漠视,又缺乏调整利益的法律体系,法律诉求渠道不畅,有关部门执政理念落后,缺失法治理念。对此,应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加强社会管理法治化,畅通法律救济渠道,建立法治政府等以应对群体性事件。     

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和政府、企业的失位——关于塑料袋有偿使用问题的研究

介绍环境保护中责任分担的基本概念,并结合中国限塑令实施以来的具体情况进行阐述。结果表明,目前中国限塑政策的实施状况是:政府倡导和制定规则,公众买单。在这一环保实践中,出现了政府在利益分担上的失位和企业的失位,更多的责任必须由公众来承担,这实际上是环保实践中极不正常也极不公平的一种责任分配制度。结合欧美主流国家的相关实践和中国现行的法律,限塑令这一涉及公众普遍利益的政策应当被修改和完善。     

数字社会建设中的科技治理问题及其法治保障路径

数字社会建设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阶段我国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回应法治”的要求下,通过归纳推理分析发现：数字社会建设中科技治理体系构建应从监管、主体、权利、权能4个方面提出完善进路。具体来看：在监管层面,应加强法律监管与社会监管共同作用;在主体层面,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促使社会主体和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科技治理;在权利层面,应加强数字科技研发中个人数据权利保障,明确个人数据权利属性;在权能层面,应明晰政府部门、科研专家、社会公众等主体权责关系,明确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行为权限边界。     

我国专利默示许可制度构建

由于现有制度并不能解决司法实务中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在我国进行专利默示许可制度构建势在必行。分析指出，我国应首先完善《民法总则》中与专利默示许可相关的基础性规定，并在《专利法》中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定情形下的专利默示许可进行明文规定。同时，应明确专利默示许可规则的确立与TRIPS协议的基本要求并不冲突。     

情境式教学在经济法课程中的应用

现行的经济法教学注重基本理论的传授,忽视应用能力的训练,存在明显的不足。问题驱动情境法、模拟仿真情境法、合作实践情境法等情境式教学法的引入可以弥补目前教学的缺陷,为学生自主学习开辟了一种现实途径。具体实施情境式教学法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围绕教学目的合理适度应用情境式教学;教师需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提高课堂组织能力;完善评价体系等要点。     

当前我国政府预算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在当前政府预算中存在着透明度低、预算不完整、约束力弱等问题,这使得在预算执行时公众对预算的监督软弱无力、刚性约束不足,也易滋生腐败.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实行公开预算、接受公众监督,编制统一预算、避免预算外收支不受控制,细化部门预算、实现零基预算,落实刚性预算,不断提高公共预算的法律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