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征地制度中的公共利益:异化、反思及超越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征用)权存在的前提,也是其限制。由于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征地实践中,假公共利益之名,谋商业利益之实屡见不鲜。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公共利益被异化滥用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流通与公共利益界定悖论下的现实选择。中国权威主义体制下的政府角色和土地财政同样是中国征地困境的内在逻辑。厘清公共利益的边界,培育农民的博弈力量,引入物业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给予被征土地农民充分补偿,是审视现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征地制度后可能的突围方向。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本文以上海地区为例,分析评价了被征地农民的生存状态,阐述了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完善征地区片价及改革征地制度的思考

征地补偿作为征地过程中的核心经济问题,直接关系到被征地对象的利益与征地工作的顺利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完成了从无偿、无限期到有偿、有限期使用的变革过程,而征地制度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10多年来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征地补偿采用行政手段、产值倍数补偿作为补偿标准正是这种体制下的产物。以年产值倍数作为征地补偿标准,特别是在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建设占用集体土地实际都是通过征地途径获取用地的情况下,国家一边以计划经济形式征地,一边以市场运作方式供地,征地与供地前后利益空间巨大,国家利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剪刀差,成了这种双轨制的最大受益者,而农民利益则没有得到必要的保护。     

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征地行为与土地发展权补偿

本文讨论非公共利益性质征地行为对农民土地发展权的侵害 ,指出了土地分区控制对土地发展权侵害与非公共利益性质征地行为对土地发展权侵害的差别 ,分析了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征地行为由于侵害土地发展权带来的后果 :损失土地配置效率、延迟土地开发时机 ,降低征地效率。在此基础上 ,本文认为“涨价归公”的错误理念导致了非公共利益征地行为。最后本文提出了两种可选的解决方案。     

公共利益、征地范围与公平补偿——从两个土地投机案例谈起

本以两个常见的土地投机案例为切入点，揭示了现行征地制度的公共利益界定不明晰、征地范围过宽以及征地补偿不合理可能是土地投机等土地问题滋生的土壤，并在其后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公共利益含义界定、征地范围划分以及公平补偿问题。本的观点是，我国现行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或明确划分征地范围，并实行以土地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征地补偿制度。     

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反思

现行征地制度已经成为当前突出的经济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安定,征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从1999年起,中央法制办、中央农办、国土资源部等多个部门相继成立了征地制度改革课题组,为即将进行的征地制度改革进行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以此为标志,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拉开了帷幕。     

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基于征地拆迁视角

城镇化浪潮下,土地中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呈现紧张关系.我国宪法规定公共利益是限制私人利益的正当理由,然而,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与私人利益的界限也十分模糊.两者发生冲突时,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本文从征地拆迁切入,运用相关理论知识,从实体与程序、中国与外国不同的维度进行探讨,以期对土地中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得到进一步认识并提出建议.     

浅析我国征地制度中"公共利益"界定与征地范围划分问题

在我国,土地征用权的法律规定主要来自《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我国宪法,虽然赋予国家征用土地的权利,却没有为这种权利的行使划定明确的范围、界限、方式和程序;现行法律中关于土地征用权的规定互相矛盾,从而导致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同时还存在对农民的补偿和安置不到位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文章就此问题进行了初探,并提出了完善征地制度的建议。     

公共利益、征地范围与公平补偿-从两个土地投机案例谈起

本文以两个常见的土地投机案例为切入点,揭示了现行征地制度的公共利益界定不明晰、征地范围过宽以及征地补偿不合理可能是土地投机等土地问题滋生的土壤,并在其后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公共利益含义界定、征地范围划分以及公平补偿问题。本文的观点是,我国现行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或者明确划分征地范围,并实行以土地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征地补偿制度。     

公共利益、征地范围与公平补偿-从两个土地投机案例谈起

该文以两个常见的土地投机案例为切入点,揭示了现行征地制度的公共利益界定不明晰、征地范围过宽以及征地补偿不合理可能是土地投机等土地问题滋生的土壤,并在其后以较长的篇幅讨论了公共利益含义界定、征地范围划分以及公平补偿问题.该文的观点是,我国现行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清晰地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或者明确划分征地范围,并实行以土地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征地补偿制度.     

中国户籍制度:基本价值、异化功能与改革取向

户籍管理本质上属于民事登记和人口动态统计的一部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以严格限制公民自由迁移和设置城市准入资格为鲜明特征, 是政府发展经济和调控社会的政策手段。改革开放以后, 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迁移方面有所松动, 但户口归属仍然是城市外来人群的隐痛, 并成为影响社会分层的隐性力量。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与社会公共产品的分享体制有紧密的联系。户籍改革与社会公共产品分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应有相应的远期、中期和近期目标。     

关于我国征地制度问题的研究

城镇化作为农民职业转换、身份转变和社会价值观转型的载体,其健康发展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之所在。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在发展推进期,传统的征地制度日渐显现出其内在的弊端,甚至蜕变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障碍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廓清我国征地制度的变迁轨迹的基础上,剖析传统征地制度中存在的固有缺陷,为探明相应的制度变迁路径提供一种思路。     

债务融资和掠夺-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95家公司为样本,本文重点探讨我国家族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动机。结果发现,无论是用短期债务融资还是长期债务融资来衡量,银行借款行为都反映了家族终极控制人的掠夺动机。具体表现为:终极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越大,负债融资的比例越高;在治理环境不完善的地区,这一特征尤其明显。这说明上市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发挥债务的治理效应,而是为了增加其可以控制的资源,为终极控制人的掏空行为提供便利。本文的分析有提醒金融监管当局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含义。     

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基本定位的再思考

现阶段,对政策性金融认识模糊、政策性银行功能错位等问题阻碍了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积极探索和健康发展。在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充分提升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必须正确处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关系,重新审视政策性金融在整个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政策性金融体系作为我国社会资金融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填充补足财政直接支出和商业性融资之间的中间地带,追求政府财力依托机制的转换及实现效率提升的倍加效应,服务于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统筹发展和某些战略重点上的赶超突破。     

对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考与展望

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结合国际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演进路径的比较分析,探讨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及适宜的运行机制,文章结论认为,我国农村正式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同传统的家庭保障、社区服务、互助组织等有机结合,重视使用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以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城乡有别的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我国征地制度框架下农地资源保护绩效的博弈论分析

本文以农地保护相关参与主体为例,以博弈论方法分析我国征地制度框架下农地资源保护成本与效率不成比例的原因.由于各方利益主体相互掣肘,最终的博弈结果是各方利益制衡下农地保护目标难以落实,农地保护绩效水平低下,所以,改革现行以征地制度为核心的行政计划为主的农地保护制度,进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农地保护的作用是农地资源有效保护的合理选择和基本途径,并以埃奇沃斯盒状图为模型简要分析了市场机制下农地资源保护的帕累托改进路径及过程.     

Broadband Policy: Industry Planning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Public interest regulation protects society by constraining private economic power, and it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s (FCC) broadband plan supports the deployment of broadband servic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n open Internet. The paper uses Harry M. Trebing’s public interest paradigm to evaluate the FCC’s broadband pla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long been a concern for industrial economists but not typically a centrepiece of policy. One reason is that policy design has been based on a market‐orientated approach to the theory and impact of the firm. In contrast, this paper is rooted in a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perspective that makes corporate governance a central policy issue. Moreover, whereas responses to corporate scandals have focused on shareholders wronged by managers, we see the significanc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very differently. Merely to punish managers who fail shareholders is to ignore systemic failures, namely that, by design, managers are not democratically accountable to all interests in corporations’ activities. The impact of modern corporations turns crucially on who governs. In practice preferences over strategy vary across actors but not all interests are currently being represented in decision making, resulting in a failure to gover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s solutions, we consider the design of company law and also more immediate ways forward, focusing on regulation and democratically controlled public agencies. Our prime concern is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active, effective citizens. Throughout, the arguments are illustrated using example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industries.     

利益表达、社会稳定与公共治理

维稳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当民众因认为自身利益受损而采取利益申诉行为时,维稳补偿政策可以化解民众的申诉行为,且补偿中的"溶解效应"可以节省维稳成本,但这种维稳均衡并不稳定。虽然设置严厉的维稳考核制度可以激励维稳部门尽可能地消除"引信效应",从而保证维稳制度能有效实施,然而严厉的维稳考核又可能为谋利型上访的出现提供了空间。补偿式维稳政策在实施中可能由于不满情绪的持续积累与维稳均衡的不稳定性,使公共治理陷入维稳悖论。通过加强法治建设等措施为民众提供合法且充分的利益表达渠道,是社会长治久安的治本之道。     

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

本文试图确立一个分析当前金融监管政策制定格局的基本框架。文章认为 ,当前的金融机构体系呈现由少数机构垄断的特点 ,因而具备形成独立利益集团的必要条件 ;而当前的监管政策制定程序似乎昭示了这一点。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信息非对称和利益集团对金融市场和消费者利益的负面影响 ,特别指出不同集团间的竞争未必给消费者带来好处 ,提出关键在于继续推行透明度建设 ,逐步放开市场准入管制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