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产业转移看浙江民间投资的新机会

<正>不必“妖魔化”产业的对外转移，也不要过分担心产业空心化问题，但要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海外投资收益回流省内，为省内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持这段时间企业跑得比较多，收到不少讯息。民营企业家普遍信心不振，主要表现为三类现象：一是躺平，这类以小微企业为主，订单减少，投资收缩，也不愿创新，得过且过；二是内卷，以中型企业为主，进取心很足，但所处赛道竞争激烈，陷入价格厮杀，增收不增利；三是外迁，主要是头部企业，部分产线迁往海外，试图规避贸易摩擦，或重构成本优势。     

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卡脖子”技术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为探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以200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对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内在机理分析表明，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立通过吸引人才资源、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企业所有权性质正向调节创新意愿对实验室与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存在联合调节效应；政策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主管单位为国资委、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或企业位于东部地区时，实验室的创新效应较强。文章检验了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的政策效果和机制，为实验室的优化设计提供实践启示。     

在战略高科技产业建议加快建立同行业企业“竞争前研发”联盟

在战略高科技产业，美国通过政府扶持和引导，形成同行业企业“竞争前研发”联盟的政策举措，对提高美国战略高科技产业整体水平和美国国际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竞争前研发”联合体SEMATECH的特点、管理模式及成功经验，借鉴其成功经验，提出了我国政府应鼓励同行业企业“竞争前研发”联盟，扶持和引导我国战略高科技行业“竞争前研发”联盟的政策建议。     

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政策：回顾与问题

有两类政策影响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第一类是中国发展、改革、开放的政策，即影响信息产业及企业发展机制和环境的政策；第二类政策是直接推动信息业发展的政策。过去政策的效果非常显著，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由于信息产业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信息产业的政策存在一些不协调问题：有产业政策，但缺竞争政策，企业政策不够配套；产业政策重市场保护，功能性的扶持政策不足；重资金投入，服务和协调不足；政策工具不完善等。     

高新技术将主导未来经济

江苏省的产业转穆工作，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指令性的“扶贫”发展为“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从传统产业的转穆发展为一二三产业全面启动；从零星的、个别的企业行为发展成各级政府行为；从自发的转移走向有序的转穆。省委、省政府已将产业转移纳入全省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之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各市县都相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在实施产业转移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途径：     

促进小城镇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十一五”时期促进小城镇科技发展的重点任务包括：组织制定小城镇科技发展的规划、标准、评价指标和政策，探索小城镇科学规划模式；组织研究开发小城镇资源节约技术、环境保护技术等适用技术；推动小城镇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集群和高附加值产业，培育区域产业品牌；组织培训小城镇科技管理人才、创新型企业家、科技研发人才等人才。同时，要采取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加强管理；增加投入，整合资源；开展试点，示范引导等保障措施。     

不连续创新视角下的产业技术赶超逻辑与突围路径——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

不连续创新能够引发技术轨道跃迁，重塑产业竞争规则，有利于后发国家（地区）利用新的规则和赛道实现跨越式发展，因而成为后发国家（地区）实现产业技术赶超的重要契机。世界集成电路产业历经了“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两次重心转移，在技术、市场和组织等方面的多次不连续创新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实现集成电路产业技术赶超的重要影响因素。世界集成电路产业的不连续创新与竞争格局的重塑不仅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在中美贸易博弈加剧背景下加速包括集成电路在内的“卡脖子”产业技术赶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集成电路产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不连续创新的赶超机会窗口正在打开，应从探索引领未来的前沿技术、合理布局新兴和细分市场、构建效率与安全相平衡的组织等方面着手，力争技术突破、寻求市场颠覆、着力组织重塑，加快推进产业突围，同时，统筹协调运用政策工具，实现政策转型，助力不连续创新与产业技术赶超的顺利实现。     

理顺和创造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制度环境

提升我国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是“十一五”规划的重要任务。目前，影响我国企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有三个关键因素：与企业制度和基础条件有关的企业和企业创业者；创新和成长激励；资源状况及配置方式。为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目标应采取的主要政策：分类明确不同产业的政策目标和重点；支持部分大型国企和有基础的非公企业尽快提升国际竞争力；从企业制度、市场制度、资本制度、财税制度四方面推进改革和政策调整；制定和实施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功能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建立有效的支持服务和政策管理体系。     

北京“两区”产业政策结构特征及优化建议

以北京“两区”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工具、产业理论、组织管理系统理论，构建“政策工具-作用产业-作用时期”三维度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两区”产业政策工具整体上呈现供给型政策与环境型政策双驱动，而需求型政策不足的现象；对重点产业环境型政策支持不足；对初创期和转型期企业支持不足。因此，应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优化政策结构，增加需求型政策出台，增强对重点产业和企业全周期的支持力度，以更好推动北京“两区”高质量发展。     

美新一届国会提出科技工作八项重点

美国国会众议院科技委员会提出了本届国会科技工作的8项重点： 一、创新：保持美国的竞争力。全面实施《美国竞争法案》;授权继续实施“国家纳米技术计划”;调整“国家信息技术研发计划”;审议生物药的标准、卫生信息系统的技术标准；研讨未来通信技术、生物药的评估技术以及卫生信息系统的兼容性和安全性；鼓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市场化的政策。     

构筑湖南非公有制企业人才高地

市场的竞争、产品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目前，由于认识上的偏差，观念上的落后，措施上的不力，我省非公有制企业人才状况与非公经济的发展还很不相适应。主要反映在人才总量偏少，人才素质偏低，人才结构不合理。从调查反映的情况来看，目前，我省非公有制企业的人才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一般技术人员多，高、精、尖人才少（全省仅有一家非公有制企业聘用了一名院士）；掌握一般技术的人员多，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少；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较多，具有创新能力、能够开拓市场的科技帅才较少。对非公有制经济…     

最低工资、机器人使用与企业退出

本文构建跨省界城市对的工业企业数据集，结合国家企业注册登记数据精准识别工业企业退出年份，研究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并检验企业工业机器人使用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将导致企业退出概率增加；而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可以抑制最低工资上调导致的企业退出风险。以上结果在使用跨省界区县对的宏观数据检验时依然稳健。此外，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使用工业机器人的成本节约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降低了其退出风险。本文研究对“稳企业”及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较强政策借鉴意义。     

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是以原生性为特点，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对浙江的产业集群发展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并提出了对浙江产业集群未来的发展有用的政策和建议。1、鼓励技术创新，加快产业集群的升级，将现代科技融入传统产业，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2、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引导企业间适度竞争和良好的合作，完善制度建设；3、加强扶持力度，塑造一些有区域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提升产品档次；4、引入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的经营，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     

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特点与问题

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特点：自发形成，且集中在浙江与广东省；最终产品主要是居民消费品；绝大多数是在农村与小城镇兴起；基本上是。由非公有制企业组成，且主要是中小企业；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颇为成熟；衍生、裂变、创新与效仿是其形成的主要方式；政府起了重要作用；纺织业率先提出以产业集群方式提升竞争优势；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推动了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     

双控政策下云南工业绿色发展研究——基于工业企业调查

以云南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双控政策下企业要实现从意识层面到落实绿色生产的跳跃任重道远；企业对于成本的覆盖能力与绿色发展积极性短期内呈负相关；双控政策下企业决策重心的影响因素在长期与短期内具有差异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以政策激励引导科技创新，辅之金融机构给予融资支持；企业着眼长期利润，以转型收益覆盖转型成本为主要推动力；同时以政策环境的异质性为保障地方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统筹机制。     

标准战略走上前台

在全球化的竞争时代，随着技术创新的加速和技术扩散周期的缩短，企业间丽绕技术展开的竞争，已经从普通技术上升到专有技术，并进一步发展到技术标准层面。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竞争中，人们常说的“核心竞争力”，相当程度上就是通过是否握有技术标准来判断的：而“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则是时下产业界流行的一个说法。     

对新时期乡镇企业的几点认识

对于乡镇企业，如果以发展的观点认识它，以生产力标准衡量它，置于国际国内大环境中分析它，可以发现：新时期的乡镇企业已有新的内涵和外延，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方针的重要栽体。其发展具有宽松的政策环境、理想的市场环境和广阔的产业调整空间。发展乡镇企业的信念不能动摇。     

我国发展企业规模经济路径的思考

规模经济是指通过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效增加的现象。具有了相当规模经济的大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它可以通过规模经济的作用使企业在竞争中抗拒风险,整合经济和社会资源。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很多。主要有：工业化水平、生产技术特点、市场供求关系、产业组织政策和规模政策、资源投入的条件等。     

银行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推动外商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竞争行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显著促进了FDI技术水平溢出、后向和前向溢出。该结论在不同企业异质性和银行业结构特征中表现出差异。从影响渠道看，银行竞争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创新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此外，有证据显示银行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行业间FDI引致的负向竞争效应和锁定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外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资政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积极实施企业人才优先开发战略的几点建议

目前企业人才开发亟需关注两大核心问题：一是人才开发“双轨制”导致企业人才总量不足，人才结构严重失衡；二是企业人才开发“转型”特征明显，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人才开发制度缺乏，不利于人才能力及价值的充分发挥。基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需要和“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应积极实施企业人才优先开发战略。建议：实施集聚优秀人才投身企业的政策；围绕国家关键产业发展战略培养造就一批企业精英人才；引导人才有序流动，优化企业人才结构；规范企业人才开发中的政府、企业和市场关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