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务工及市民化的十项制度创新

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工作对于城乡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顺利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转变、工业化、城镇化和解决“三农”问题都有重大意义。有关农民工的带普遍性的突出问题必须通过制度的创新来解决。要正确处理多方面的权益关系，推进保障农民进城务工就业权利、劳动权益、社会权益和逐步市民化的十项制度创新。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研究综述

文章围绕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国内外研究情况,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的收益-成本理论、市民化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具体内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产生原因和市民化过程中成本分担的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     

农民工市民化的“逐步推进”及其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分担机制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责任主体。本文首先设计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逐步推进"机制,主要从分城市、分农民工、分项目等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明确农民工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成本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设计了不同层级的成本分担机制,包括:各级财政的成本分担机制;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成本分担机制;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机制;公共服务的社会参与机制。     

农民群体分化视角下的市民化成本分担研究

农民市民化是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而成本约束又是当前市民化的最大障碍。尽管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市民化的主要方式,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决定了农民市民化路径应该也能够多样化。不同群体农民的市民化成本构成不尽相同,分担主体各异,资金来源有别。在进行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担制度顶层设计时,需遵循"中央主导,地方主体"、"注重公平,务实求效"、"承认差异,分类改革"、"整体谋划,渐次推进"的原则,做到责任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样化、筹资途径常态化,以实现农民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的农民市民化目标。     

基于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促进城市发展、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构建和谐社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市民化的行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取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私人收益减去私人成本的净收益越大则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强,反之越弱。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包括生存成本、转移成本、风险成本、精神成本、制度成本和机会成本,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收益包括增加收入、增加就业、改善生活质量、改善医疗条件、改善就学条件、提高个人素质。强化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引导农民工市民化,促进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是要实施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市民化私人收益和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私人成本的对策措施。     

农民工市民化的“三步走”

基于城镇化背景,依据对农民工就业和移居行为的分析,本文提出农民工市民化一般有三个阶段,即农民工务农到非农城镇就业,非农城镇就业到城镇定居,城镇定居到市民化(落户)。文章认为引导农民工在建制镇就业和落户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较好途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模型及测算机制——以青海省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内涵式转型的根本,其中成本问题是达成市民化目标的关键。文章结合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成本模型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更加具体细致的测算,提出青海省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和资金筹集渠道,为城市化科学推进提供科学依据。     

科学技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他们在身份上获得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最明显的标志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相应的社会权利。科技进步促进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但同时科技进步对农民工市民化也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加快科技进步,促进农民工向市民的尽快转变,找到我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社会遗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受到社会遗传影响和冲击最大.从社会遗传的环境载体上看,他们本应受到更多的城市社会遗传因素的影响,但是由于社会遗传的意义被人为地强化,传统社会身份的固化与滞留阻碍了他们的身份转变与心理认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困难重重.从社会遗传角度分析,政府、社会和企业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城市社会遗传提供有效的途径,推进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影响机理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适应新时代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工自身的市民化能力不足是制约当前市民化进程的主要因素。将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城市进入、城市生存和城市融合。通过研究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机理,提出新时代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对策建议。     

非均衡政治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与对策

政治系统内部不均衡及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不协调,这些非均衡政治发展特征既使农民工政治参与不足,应有权力落空而被边缘化,又使农民工在非均衡政治格局中博弈失利,利益流失变成弱势群体,从而延滞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为此,应采取积极措施构建能保障和提升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均衡政治形态,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一是增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调性,使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各级政府的共同目标;二是要与时俱进地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三是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取向,保障农民工会法权益.     

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SWOT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户籍制度等条件限制,其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况。2010年中央明确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十二五"规划强调"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新生代农民工的根本出路是市民化,本文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行SWOT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措施和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成本及解决对策——以泰安市为例

文章在考虑物价指数的前提下,测算了山东省泰安市七个区县2018~2020年农民市民化的显性成本,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社会保障成本、教育成本、个人住房成本和个人生活成本。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农民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着做好加减法的原则提出了对策,希望对泰安市在2020年实现城镇化目标有参考价值。     

农民工就地市民化中完善“新农保”制度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市民化。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我国市民化过程中,开始逐渐倾向于就地市民化,我国现行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立法不健全,制度衔接差;资金筹集难,可持续性不强;投保范围的局限性,代际问题突出;管理缺乏专业性,基金保值增值能力差等问题。积极寻求农民工就地市民化中"新农保"制度障碍的对策,完善"新农保"制度将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惠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     

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合理划分政府、企业、个人责任,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已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也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居民,是我国城市化绕不开的一道"坎"。     

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

目前，城市高企的房价、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获得在城市安家立足的资本和条件。农民工打工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城市化，而是为了维持家庭的运转和再生产。当人生任务得以完成、家庭再生产得以接续之后，他们最终要回归家庭，回到家乡。     

条件准入与财政体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文章通过分析1999～2009年地方财政及2008年浙江省县级财政的收支数据,证明现行财政体制是城市政府对农民工实行"条件准入"的制度因素。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应根据"非竞争"和"非排他"的程度,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公共支出责任;地方财政的征税对象应由GDP转变为财产价值,因为GDP对居民数量边际递减,而财产价值对居民数量边际递增。     

试论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天花板效应”

近年来,我国每年有两亿左右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或从事服务业,在这中间,第二代农民工逐渐占据了绝大部分,他们在成为农民工主体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成为市民,不愿回到农村成为农民。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而在市民化过程中,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就面临一种“天花板效应”。     

制度变迁与农民身份的变迁——城市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的制度分析

我国关于城乡关系的制度变迁和农民身份的变迁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的转移采取了一种扭曲的形式,即农民工形式,由农民变为农民工,这体现了制度变迁的进步,但农民工不能顺利转变为市民又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这说明已经进行的制度变迁很不彻底,当前制度变迁仍面临艰巨的困难。但中国的问题依然是农民问题,从长远的和宏观的视野分析,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实现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为此,我们不但不能被困难所阻扰,而且更要迎难而上,进一步深化改革,从制度层面消除不利于农民工真正向现代化的市民转化的政策因素。     

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的研究

文章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影响研究建立在人力资本视角基础之上,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理解为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经验资本三个方面。调查结果表明,健康资本和经验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而教育资本的影响则不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应从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