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平均收入迅速增加,繁荣的背后是不容忽视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贫困问题.近年来,“穷二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城乡贫困代际传递的差异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尤其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农村,改善农村的教育状况,加大对农村的教育补助力度是抑制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举措;在城市,提供多样化的医疗保障和公平的就业机会,防止“因病致贫”以及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是解决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有效对策.     

教育代际传递与社会分层——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年、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与因果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中国教育代际传递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然后，采用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和变量替换法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显著，高学历的父母倾向于培养出高学历的孩子；子女教育获得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父代教育成就会通过子代教育成就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子代的阶层流动，也即教育代际传递在父代教育不平等与子代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此，要针对弱势家庭建立教育资源补偿机制，促进阶层流动。     

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根源探究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贫富分化现象日渐严重,贫困群体出现了代际传递趋势,在广大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尤为明显,已成为中国21世纪反贫困的新目标.造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极为复杂,重点从环境性因素、制度性因素、文化性因素、贫困家庭与贫困者个人等方面深入揭示了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根源.     

贫困的代际传递研究

贫困的代际传递可以描述为私人和公共的资产和资源从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过程中不充足的状态。贫穷被转化为影响个体在当前或者其人生经历中的未来一个年龄段遭遇贫困可能性的一个极其复杂的消极因素之一。贫困的代际关系主要由家庭与家庭外两大主要因素所影响。贫困的代际传递被视为长期贫困的一种极端的影响因素,从某种程度上严重导致了个人或者其家庭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之中。     

信任的代际传递与青少年社会信任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面板数据,本文使用固定效应回归,考察了13～20岁青少年社会信任态度的代际传递效应.研究发现:信任态度的代际传递效应显著存在,且整体上母亲的影响略大于父亲;不同群体的代际传递效应不同,青少年更容易受到同性别父母的影响,小学及以下的青少年的代际传递效应更强;父母信任的社会态度与较不信任的态度相比更可能发生代际传递,但父母信任态度不一致可能削弱这种效应;孩子对父母的信任程度可能影响到母亲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12岁以前离开出生环境的经历可能大大增强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     

中国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CHNS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及动态趋势进行了研究。静态分析表明: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要明显大于城市,且城乡差距明显;个体行业差异显著影响个体贫困发生机会,但父辈行业差异对子代贫困发生机会的代际影响不明显,健康、教育降低子代贫困作用巨大,同等条件下女性贫困发生机会要高于男性,贫困发生机会与年龄呈"U"关系。动态分析表明:虽然中国整体面的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基本呈上升趋势;农村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大于城市;城乡子代贫困机会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拉大。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子女性别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以往研究重点关注父母对子女的代际传递,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子女是否会反过来塑造父母的行为和决策。本文利用中国微观调查数据,检验子女性别如何塑造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子女性别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受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孩会通过“为儿买房”机制增加家庭储蓄率、减少风险资产投资;由于女儿对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相对更多,女孩家庭参与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概率相对男孩家庭更低。     

贫困文化在农民工及其子女群体中的代际传递及影响

本文关注点是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贫困文化在农民工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传递以及对于流动儿童的影响.作者对流动家庭及其生活环境、社会参与、流动人口个人心态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通过调查流动儿童的升学、就业情况,与父辈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贫困文化在流动人口中的代际传递的渠道和方面:个人心态以及价值观、家庭条件、社会交往、社会参与程度、社区环境等,并在对调查所获得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对抑制贫困文化在流动人口中的代际传递,促进流动儿童向上流动提出合理建议.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教育机会性别差异的路径研究——来自CFPS的证据

教育代际流动反映长时间跨度内的机会是否公平,而实现教育公平是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2010—2018年数据库,专注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别差异的形成路径和原因分析,通过教育代际流动系数、流动方向和流动程度三个视角探讨农村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具体表现。贴合中国农村教育现实背景,得出农村教育代际传递性别差异主要由均为文盲的父代-子代配对为源头;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方向性别差异主要由低等教育家庭女性子女无法获得教育代际向上流动而造成;农村教育代际流动程度性别差异主要由低等教育家庭女性子女在获得高阶向上流动时的劣势地位造成。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