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跨国经营管制制度障碍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基于管制制度视角,以中铝海外并购力拓为样本,采取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发现管制制度在法律、政治、规则等层面对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影响较大。企业可采取组建并购团队、海外经营前期调研、高度重视与并购相关的法律法规、淡化国有企业身份、选择合适的并购策略和强化企业公关活动等措施克服管制制度产生的障碍。     

东道国制度对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影响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制度理论纳入企业海外并购研究。以中国上市公司实施的216起海外并购案例为数据基础,对东道国制度的5个维度(政治、经济、文化、管制和法律)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倾向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等是影响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重要因素。     

论中国上市公司并购融资制度创新

随着资本市场并购浪潮的到来,并购市场日益需要健全的并购融资制度。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融资的现状出发,针对我国上市公司并购融资制度存在的缺陷,借鉴西方国家并购融资制度的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融资制度的对策,其中包括加快债券市场发展,促进资本市场均衡发展;有选择地创新融资工具,拓宽融资渠道和并购资金来源;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允许各种资金进入并购融资领域,适度发展金融衍生工具。     

企业并购的制度变迁分析

企业并购是资本扩张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企业产权契约的重新签定过程,并购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整合是否有效。当前我国企业并购的行政色彩仍很浓,并购过程中注重正式制度整合,忽略非正式制度;制度整合的方法比较僵化,忽视环境的复杂性等。企业并购的成功率不高,针对这些问题文章深入探究其根源,并据此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因素

影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中方企业的所有制、目标企业的工会制度、东道国传统偏见、卖方企业文化偏见、中方企业商誉缺乏等,应从政府和企业两方面采取措施突破制度障碍,使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取得成功。     

国际经验、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经营绩效

本文运用组织学习论和制度因素论,对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对自身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论,并以2000-2007年在沪深两地和中国香港上市的非金融类企业发起的海外并购交易为样本,对其现金流、账面收益和股东财富相关的多种财务绩效指标在海外并购前后超收益的变化趋势和决定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经验和海外并购经验越丰富,采取海外并购后的绩效越好;选择文化距离越小的东道国,海外并购后的绩效也越好。同时,相对国家竞争优势及东道国管制人文特征等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有显著影响。     

跨国公司并购的制度效应与实证探析

跨国公司并购与制度结构息息相关,其实质是一种企业制度的创新。跨国公司并购必将带来企业内部制度和外部制度的创新,无论是跨国公司内部制度的完善还是外部法律、宏观政策的改进,由跨国公司并购所导致的合理制度创新,都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增长。     

跨国并购管制的国际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成为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方式。发达国家管制跨国并购行为在目标、内容、立法体系等方面基本相同。借鉴其经验,我们可以从加强立法、设立机构、确立标准、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等方面采取相关措施,完善我国跨国并购管制体系。     

新一轮全球银行业并购风潮与我国的对策

在对全球银行业并购环境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银行并购所带来的正负社会经济效应,指出：为了顺应国际银行业的发展潮流,我国必须采取积极的对策;不仅要在宏观环境方面为我国商业银行的并购创造一定的条件,而且要积极推进商业银行企业制度创新、组织结构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监管制度创新。     

外资对华并购中政府管制的经济学分析

管制思想产生于17世纪,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从主要应用于政治学和社会管理领域逐步应用于经济领域。文章从比较制度分析的管制理论出发,针对外资对华并购的特点,分析了外资并购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等带来的正负效应,提出政府对并购管制和治理的具体建议,以引导外资并购活动的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外资并购活动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本土化发展战略研究

近几年我国的跨国公司发展迅速，跨国企业如何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果跨国公司带有许多来自母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色彩，那么很容易受到东道国的排斥、猜疑与限制，这样会制约跨国企业的发展。因此只有实现从中国企业到“东道国企业”的转变，增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才能使我国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发展立于不敢之地。本文就针对本土化经营战略的一些具体措施进行了一些研究。     

MBO制度边界与范围分析

制度的作用在于规制人们的行为,对于中国特色的管理层收购而言,并不是所有公司都适宜MBO,它必须有严格的界定条件.管理层收购在多大范围内进行?它的制度边界在哪里?这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分析.     

论马克思的制度分析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适用于长期的制度变迁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则适应于短期的制度变迁分析,并且马克思的长期制度变迁分析具有历史性、演进性和动态性;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生产过程存在剥削和掠夺性的一面;马克思不仅重视制度公平性分析,而且注重对制度的性质进行分析,这也是马克思不同于制度经济学家的重要一点。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开拓型制度创业机制研究

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家通过开创一种从无到有的制度而形成的制度创业即被认为是开拓型制度创业,以阿里巴巴电商模式为典型代表的开拓型制度创业实践对于开拓型制度创业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阿里巴巴为研究对象,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将阿里巴巴制度创业中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3类。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阿里巴巴制度创业面临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制度创业约束、所使用的制度创业策略以及所获取的制度创业合法化,构建出阿里巴巴制度创业机制模型,最终提炼出开拓型制度创业一般机制模型。     

选择中间商和自建分销网:跨国公司增强市场控制力的捷径

跨国公司可以通过中间商建立自己的分销网络，建立对国外市场的控制。为了扩大销售网和加强对分销渠道的控制，以便使公司业务和利润稳定，往往建立自己的海外销售机构。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渠道控制策略就是强化竞争优势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渠道控制转变为发展同中间商的长期伙伴关系；渠道控制强调服务。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环境涵义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载体,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跨国公司对环境的影响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跨国公司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本文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视角出发,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解答。     

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与需求分析

在中国股票市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 ,制度短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其制度变迁中 ,政府是中国股票市场制度供给的主体 ,而股票市场市场化和国际化则是制度需求的动力。分析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 ,有助于我们探寻一种适合中国股票市场健康成长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模型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

市场全球化使得企业必须重视国内和国外市场上的竞争，特剐是直接投资打入发达国家技术发明中心，跟踪国际新技术发展动态，利用比较优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用性技术，将我国的经济发展置于更广阔的空间，是我国企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和剧烈的国际竞争中经营发展的必要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是一个国家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简略地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着重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问题。     

组织能动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的权力机制——基于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案例研究

组织如何有效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是目前学界与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虽然认为组织需要能动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并提出一些个体层实现机制，但如何从组织层面整体实现能动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的机制尚不明确。从权力结构出发，通过对西交利物浦大学进行探索性单案例分析，挖掘组织能动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的权力机制模型。结果发现，能动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的关键在于不耦合的认知与实践双重权力结构：组织层级式权力实践结构与网络式权力认知结构不但分别区隔、整合了多重制度逻辑诉求冲突，而且共同激励多重制度逻辑的持续弹性混合，能够有效应对内部制度复杂性。     

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三种代表性观点及其比较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和芮切特)、旧制度经济学家(霍奇森)以及经济思想史家(卢瑟福)不仅边界刻画依据不完全相同,而且他们对新制度经济学智力成果的描述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某种制度分析是否属于新制度经济学关键是看该理论是否假定环境存在着不确定性、人是否具有有限理性,是否明确地或隐含地以交易费用为正为前提。而新制度经济学的边界在旧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那里被进一步放宽。他们深入到本体论层面,认为某种制度分析只要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那么它就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而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边界刻画更能准确、客观地反映新制度经济学的智力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