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有效性研究

财政税收政策对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调整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科技投入力度的逐步加强及支持自主创新财税激励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提升现行支持自主创新财税政策的有效性变得日益重要。本文在对国外公共科技支出的绩效评估制度与方法、政府支持创新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司调查评估法及分析模型等评估自主创新财税政策有效性的方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要建立财政科技支出绩效综合考评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税收支出预算,进行支持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根据各种财税政策的特点,优化政策组合等提升支持自主创新财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财税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效应分析

多样化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工具在实践中的作用有效性研究可以为政策的优化提供参考。文章以福建省若干企业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当前福建省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主要财税政策在实践中的作用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政府的财税支持政策对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产生了正向的激励效应;企业对财政激励政策支持其自主创新的有效性评价高于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所得税相关优惠政策在实践中应用最广;企业对间接税收优惠政策支持效应的评价大于直接优惠政策;行业特点影响着不同财税支持政策的作用效果;企业对享受政策带来效益与成本的比较、政府部门服务质量、企业运用政策的能力是影响企业申请和享受财税支持政策主动性意愿的关键因素。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财税支持政策的作用有效性需要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营造宽松公平的支持企业创新的环境、增强企业运用财税政策的能力。     

关于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国家核心竞争优势,其基础和重点在于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使企业真正成为我国技术创新的主体和中坚力量。财税政策的运用是政府促进技术创新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手段。本文对我国当前促进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完善促进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的建议。     

鼓励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研究

公共财政支持自主创新对于一国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公共财政为什么要支持自主创新,其次在借鉴美国创新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支持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激励政策和相关配套政策。     

企业技术创新与财税政策支持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论促进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对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并没有有效提升我国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的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当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仍相当突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制约。企业自主创新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而国家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中较为重要的是财税政策。     

进一步提升福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措施研究

财税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引导、激励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具有特有的资源配置效应和乘数效应。针对福建企业R＆D投入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现状,政府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发挥财政转移支出、财政贴息、政府公共投资、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多种政策工具的杠杆作用,不断提升福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财政支持的理论基础与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对自主创新产品属性的分析,得出财政支持自主创新的理论依据,阐述了财政支持自主创新的方式,分析了我国财政支持自主创新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与融资支持探讨

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自主创新与融资支持这两项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进步,技术的改革创新是使经济不断提升的动力,加强技术创新力度,拓展融资渠道,才能保证在经济大环境下能够站稳脚跟。     

高科技资质认定政策有效性研究——基于双重差分PSM方法的检验

选取2007-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双重差分PSM方法实证检验了高科技资质认定政策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科技资质认定政策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但对于研发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高科技认定政策能提高国有企业的研发绩效,对非国有企业影响不明显。由于研发活动的风险较大和企业申请资质认定政策的动机异质性等原因,高科技资质认定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高科技资质认定政策并不是完全有效。     

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合理边界研究

科技创新活动存在着知识溢出,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作为。根据庇古(Pigou)关于外部性思想的阐述,财税政策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科技创新领域也不例外,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合理边界应由科技创新活动外部性的大小来界定。     

两代共存治理与中国家族企业技术创新

针对中国存在的一代创始人和二代继任者共同治理家族企业现状,分析不同共存治理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公司治理理论,结合中国实际,从两个角度分类两代共存治理模式,即显性角度下二代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位和隐性角度下一代在重大决策中担任重要角色。结果表明,二代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职位时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变化,但是“二代主导、一代参与”共同治理模式下企业创新绩效显著高于一代主导和一代完全退出的模式。同时,分析两代共存治理模式下其它影响企业决策的家族因素,如创业元老和其他家族成员等在高管团队（TMT）中的比例。研究发现,高管团队（TMT）中家族成员数量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但在“二代主导、一代参与”模式下,这种负向影响程度变弱。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管理具有一定实践和理论意义。     

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激励政策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和内部结构的优化都具有积极影响,并且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政府在财税政策制定时,应注重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并考虑政策的短期适应性和长期战略性,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科学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进程。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还是抑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反事实估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 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实证研究

在对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效率测度的基础上,通过改进的万有引力模型建立国家高新区自主创新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和东北部高新区自主创新效率最高,中部居中,东部最低;战略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效率较高;大部分高新区属双向溢出板块和净溢出板块,珠三角高新区属于净受益板块;自主创新空间关联网络呈典型的凝聚子群特征;各高新区在不同网络层次中扮演不同中间人角色。     

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

本文通过放松经理人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假定,拓展了经典职业生涯模型,藉此研究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机构持股、企业性质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基于2004—2009年92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从R&D投入和专利申请两个维度对本文拓展模型的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异质机构对企业创新有不同的影响,证券投资基金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2)民营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活动,国有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创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对全样本企业的专利申请有不显著的正效应,而对R&D投入则有显著的负效应。     

企业自主创新的多元资金支持模型实证研究

企业自主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其发展受到融资问题的严重制约。在分析政府、企业及金融体系投入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企业自主创新的多元资金支持模型,探讨了不同投入主体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并依据企业层面调研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增加政府投入、企业投入和金融体系支持,对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创新产品收益和企业创新技术收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企业投入的影响程度较之政府和金融体系更为明显。     

政府管制负担、融资约束与企业增长——基于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对我国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使用联立方程组控制融资约束、投资规模和企业增长之间的内生性,检验政府管制负担对企业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管制负担和法律保护程度都对企业增长产生影响,并且政府管制负担的作用力更强;政府管制负担不仅增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而且降低了企业投资规模,这都会抑制企业的增长速度。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在进行经济管制时,要以不增加企业负担为前提,否则,不但不能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而且会抑制企业增长速度。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基于创业板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新都是企业提升竞争力和绩效的重要手段。以58家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对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的交互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商业模式创新只对企业营业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创新只对企业利润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补关系,二者的交互对企业绩效(营业收入增长、利润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对于企业特别是类似于在创业板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说,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对于企业绩效的贡献是不同的,只有综合推进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并形成互补关系,确保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完全成功,才能全面提升企业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