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溢出显著地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的双门槛效应,且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特定门槛值时,贸易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才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规制强度除作为门槛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间接作用外,还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度、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基于Coe-Helpman模型,测算以人力资本素质为门槛值时各渠道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各渠道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和区域差异;随着门槛值逐渐提高,国际研发投入、进口贸易研发资本对绿色技术创新始终呈现正向溢出效应,跨国技术转移、FDI研发资本渠道由负效应转为正效应,OFDI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渠道始终为负效应;各渠道技术溢出的强正相关发展区段主要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基于行业异质性角度

选取我国2006—2015年2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清洁行业中,FDI前向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在污染密集行业中,FDI后向和水平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论是清洁行业还是污染密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均会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提高环境规制会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清洁行业和污染密集行业中存在差异性。     

环境规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 ——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39个工业行业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考查FDI水平、前向、后向技术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工业技术进步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FDI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没有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FDI前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各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不稳定;FDI后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各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加强环境规制会促进FDI垂直技术溢出效应。     

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争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运用Hansen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行业内和行业间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技术进步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FDI与行业间前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而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行业间后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从FDI来源异质性层面分析,发现港澳台资本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西方资本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本文探究了FDI垂直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关系,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重要指导意义。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的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优化 ——以钢铁产业为例

因其显著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影响,钢铁产业技术效率优化对其加快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7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是构建全局网络方向距离系数模型测算钢铁产业技术效率,并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Tob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等因素对产业技术效率的空间溢出与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观测期内,中国钢铁产业技术效率整体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且效率水平存在区域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行政命令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钢铁产业技术效率优化都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规制的直接效应尚不显著,行政命令型规制在不同空间距离下都体现出了显著的溢出效应;四类环境规制均存在双重门槛,但各类规制的最优强度区间存在差异,体现出其对钢铁产业技术效率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区域比较

基于中国2007-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将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分别纳入中国FDI流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中,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两种环境规制门槛的时序变化情况,实证分析了FDI流入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样本期间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故应着力发挥东部地区先发优势的带头作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显著的命令-控制型规制双重门槛,并分别存在市场激励型规制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双重门槛,因此各地区应根据规制工具门槛特征,有效发挥环境规制驱动绿色创新的关键作用;各地区研发人员投入、自主研发创新和政府调控能力显著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创新人才引进,加大研发人员及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地区宏观调控能力。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双向FDI、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北大核心

开放经济中,双向FDI逐渐成为影响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在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对30个省份2007—2017年的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探究两类环境政策下双向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下,IFDI有利于绿色创新,而在市场激励型下则恰恰相反。并且两类环境政策下,OFDI均存在正向影响。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限值0.189,当环境规制的强度高于该门限值时,IFDI阻碍了绿色创新效率,OFDI促进了绿色创新效率,双向FDI间存在互补性;而当环境规制的强度低于门限值时,IFDI和OFDI有利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双向FDI间存在替代性。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FDI知识溢出对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针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区域低碳创新网络发展面临的可持续转型增长问题,以及环境规制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非直接关联特征,通过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J SBM模型测算低碳创新网络效率,运用核密度函数模型描绘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动态演变规律与区域异质性,从环境规制视角构建FDI知识溢出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非线性面板回归模型,探讨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和时序变化以及FDI知识溢出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样本期间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整体较为收敛,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人力资本和吸收能力因素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显著正相关,政策支持和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提升;加大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FDI知识溢出、提升低碳创新网络效率;门槛效应的时空异质性明显,不同年份同一地区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内生环境规制、FDI 与中国城市环境质量

关于开放条件下 FDI 环境效应的研究,关系到中国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文章基于 Copeland-Taylor 模型,将环境规制内生化于模型之中,分解并考察了 FDI 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理论分析表明：(1)FDI 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2)FDI 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为正,而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且理论上存在 FDI 改善环境质量的门槛值。进一步地,文章选取二氧化硫浓度而非以往文献常用的污染物排放量表征城市环境质量,在地级市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现阶段 FDI 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2)FDI 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存在门槛值,即当 FDI 比重超过0.12时, FDI 的增加将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文章为当前我国如何有效地发挥 FDI 的改善环境作用以及制定更为灵活的引资政策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提供了启示。     

我国制造行业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

利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以及2003—2007年我国29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对2003—2007年我国制造行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并对FDI在不同制造行业内资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FDI产生的技术溢出促进了我国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吸收能力存在差异,因此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不同的制造行业中也存在显著差异。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s to analyze the two-way mechanism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he results, based on data from 285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14, show the following. (1) Not only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but FDI tends to flow to a city with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can also trigger the near transfer effect of FDI. (2) FDI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FDI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a particular city. (3) Although multinationals choose a city with more relax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when they invest in China, FDI inflows have increased both the number and severity of loc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dicating that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does not hold in China. (4)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i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bo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DI in cities. In China, there is also a local competitiv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lbeit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2003-2016年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以R&D人员投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以下稳健性结论：FDI和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具有双门槛效应,FDI溢出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而OFDI溢出则呈现先降后升特征;R&D人员投入、R&D资本积累、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而金融成熟度未产生明显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可能对R&D人力投入较高省份产生抑制作用;2003-2016年跨越R&D人员投入中、高门槛的省份在不断增加。     

经济市场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利用2003—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经济市场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传导机制的国际技术溢出存在基于市场化水平的门槛效应,当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跨越一定的门槛水平时,对外直接投资才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出:政府应根据地区市场化水平的不同而采取差异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有效推动生产率的提升。     

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规制与吸收能力视角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交互模型探讨OFDI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门槛模型考察区域吸收能力如何影响O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OFDI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二者之间关系;从分样本看,OFDI显著提升了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运用面板门槛检验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人力资本在OFDI对GTFP影响中的非线性门槛效应,检验显示环境规制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