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创造力如何提升团队创造力？——创新过程投入的链式中介模型

领导创造力如何提升团队整体创造力,一直是学术界持续讨论的焦点,同时也是领导者在管理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依据SOR理论框架,工作团队是一个互动有机体,而团队领导创造力作为情境刺激源会通过团队创新过程投入产生扩散效应,促进团队创造力的提升。实证结果表明：领导创造力正向影响团队创造力,团队问题识别在领导创造力与团队创造力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团队信息加工在领导创造力与团队创造力关系中也具有中介作用;团队问题识别和团队信息加工的中介作用具有先后衔接关系,形成了链式中介效应。研究构建和检验了领导创造力对团队创造力的创新过程投入作用路径模型,对于解释领导自身的创造力及其榜样力量对团队创造力有积极影响,丰富了对领导创造力有效性的理解,为团队创造力提升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平台型领导对员工个体角色绩效的影响机制——被调节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员工只达到传统的工作绩效已无法在动态工作环境中充分实现组织目标,包含熟练性、适应性、主动性的个体角色绩效更符合当今组织要求。因此,本文从领导视角出发,基于互惠原则及社会交换理论,纳入个性化交易、心理资本和组织支持感三个因素,通过对571份调查问卷进行层次回归分析法和Process中介效应检验法实证探讨平台型领导从员工行为和心理两条路径影响个体角色绩效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平台型领导与员工个体角色绩效正相关,且个性化交易和心理资本在其关系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同时组织支持感正向调节个性化交易及心理资本对员工个体角色绩效的影响。     

绩效考核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采用两阶段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不同目的取向绩效考核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并检验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与共享型领导在两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发展型绩效考核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评估型绩效考核负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不同目的取向绩效考核与员工越轨创新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共享型领导不仅显著提升发展型绩效考核对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响,增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发展型绩效考核与员工越轨创新间的中介作用,而且弱化评估型绩效考核与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间的负向影响,削弱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在评估型绩效考核与员工越轨创新间的中介作用。该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越轨创新的理论研究,而且为企业实施不同目的取向的绩效考核提供了有益启示。     

平台型领导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

基于自我一致性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三元交互理论,引入独立型自我建构和工作重塑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平台型领导驱动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探讨差错管理氛围的调节作用。通过342份有效问卷实证分析发现：平台型领导正向驱动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独立型自我建构和工作重塑在平台型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独立型自我建构正向激发员工工作重塑行为,两者在平台型领导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差错管理氛围正向调节平台型领导、独立型自我建构、工作重塑与员工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文以组织支持理论为基础,以团队心理安全感为中介和权力距离为调节,基于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索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67家企业的468套领导一员工配对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团队心理安全感在两者之间起不完全中介作用;(2)权力距离对包容型领导与团队心理安全感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3)权力距离显著负向调节团队心理安全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即:下属权力距离越高,上述中介作用越弱;反之越强。     

新生代员工易变性职业生涯态度对创造力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当前,“90后”正逐渐进入职场,成为企业主力军,同时,易变性职业生涯态度也已成为新生代员工的主流职业发展倾向。那么,新生代员工易变性职业生涯态度是否有利于促进其在工作中的创造力呢？为此,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究两者间的影响机制,基于251份有效样本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易变性职业生涯态度对成就需要、创造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成就需要在易变性职业生涯态度与创造力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强化成就需要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组织支持感强化易变性职业生涯态度通过成就需要对创造力的间接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较高比例新生代员工的企业,管理实践价值更高。     

双元领导负面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路径与边界:一个被双调节的中介模型北大核心

为探究双元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阴暗面”,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从员工个体资源和工作资源两个视角出发,构建双元领导负面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被双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对336份三阶段领导—员工配对问卷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双元领导正向影响员工角色压力,员工角色压力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员工角色压力在双元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中庸思维负向调节双元领导与员工角色压力之间的关系,且进一步调节员工角色压力的中介作用;组织沟通开放性负向调节双元领导与员工角色压力、员工角色压力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且进一步调节员工角色压力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同群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梳理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同群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并通过加剧行业竞争实现;企业管理者能力抑制数字化同群效应对相关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效应,而融资约束会放大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     

领导底线心智对新生代员工创造力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领导底线心智在工作场所中的破坏性影响逐渐受到学者和管理者关注。基于创造力成分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从个体层次、动机视角探究领导底线心智对新生代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对629份新生代员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证实：领导底线心智对新生代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职场精神力在领导底线心智与新生代员工创造力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独立型自我建构负向调节领导底线心智与职场精神力间关系,并增强职场精神力的中介作用;个人—组织价值观匹配正向调节领导底线心智与职场精神力间关系,并弱化职场精神力的中介作用。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性前摄行为的影响机理：一个被调节的双中介模型

以工作繁荣感和组织地位感知为中介变量,以差错管理氛围为调节变量,基于一个被调节的双中介模型,对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新性前摄行为间作用机理进行探讨。对东部地区20家高新技术企业429份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性前摄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包容型领导通过工作繁荣感和组织地位感知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创新性前摄行为;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与工作繁荣感、包容型领导与组织地位感知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差错管理氛围正向调节工作繁荣感、组织地位感知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创新性前摄行为间的中介效应。     

情感型领导对同事关系亲密度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中国本土学者提出的情感型领导风格,以社会学习理论与创新成分模型为理论视角,考察了情感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探讨了同事关系亲密度的中介作用和工作自主性的调节作用。采用层级回归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基于SPSS插件PROCESS的Bootstrap方法,对收集的360份配对问卷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情感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与同事关系亲密度有显著正向作用;同事关系亲密度中介了情感型领导与创新行为关系;工作自主性调节了情感型领导对同事关系亲密度的影响,工作自主性越高,情感型领导对同事关系亲密度的影响越显著;另外,工作自主性也调节了情感型领导通过同事关系亲密度对工作绩效的间接影响,工作自主性越高,关系亲密度的中介作用越显著。     

伦理型领导影响员工知识共享行为机理研究——一个调节中介模型

利用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以242个配对样本数据研究了伦理型领导与员工知识共享的关系,以及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和集体主义导向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有显著正向作用;组织承诺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集体主义导向调节了组织承诺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在高集体主义下,伦理型领导对员工知识共享影响更强。最后讨论了研究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顾客参与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影响机制

如何充分利用顾客参与激发员工创新性表现尚未得到很好的解答。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构建顾客参与影响员工越轨创新的中介调节模型,采用476份员工问卷研究发现,员工亲社会动机、组织支持感能够增强顾客参与对创新过程投入的积极作用,当亲社会动机和组织支持感都处于高水平时,顾客参与对创新过程投入的正向影响最大;创新过程投入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亲社会动机、组织支持感和顾客参与的交互作用通过创新过程投入正向影响越轨创新。研究有助于丰富顾客参与和越轨创新的理论研究,并为企业实践者把握顾客参与、提升员工创新活力提供启示。     

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厘清如何在企业工作场所数字化进程中激发员工创新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特质激活理论,引入员工职业敏捷性、组织创新文化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工作场所数字化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通过三阶段跟踪调查收集473份有效样本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激发员工职业敏捷性,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组织创新文化正向调节员工职业敏捷性与创新行为间正相关关系,并且正向调节职业敏捷性在工作场所数字化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组织政治知觉对工作投入的影响研究——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组织政治知觉的薪酬晋升维度对工作投入有显著预测作用,自利行为、同事关系与工作投入之间相关性不显著;组织支持感的工作支持和关心利益两维度在薪酬晋升和工作投入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价值认同在晋升行为和工作投入之间没有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组织政治知觉和工作投入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     

非常规性工作对员工创造性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以工作特性理论为基础,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索非常规性工作对个体创造性的影响机制,检验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及授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运用Mplus7.0、SPSS19.0及PROCESS软件对258份员工及主管的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非常规性工作与员工创造性显著正相关;自我效能感在非常规性工作对员工创造性的影响过程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授权型领导在非常规性工作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进一步地,授权型领导显著正向调节自我效能感在非常规性工作与创造性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在高授权型领导情境下,上述中介作用增强,反之减弱。     

新生代员工资质过剩感对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多中介模型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兴数字技术在传统领域的应用不断深入,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巨大创新潜能和机会。新生代员工在创新过程中面临“创新悖论”,导致自发性越轨创新行为的发生。根据自我调节理论和自我一致性理论,基于332份调查问卷,构建一个被调节的多中介模型,探讨新生代员工资质过剩感对越轨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资质过剩感正向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消极情绪分别在认知和情绪路径上对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间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感正向调节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消极情绪与员工越轨创新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新生代员工资质过剩感与越轨创新间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为有效发挥新生代员工资质过剩感的作用、适当引导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促进组织管理实践提供人力资源的辨识与思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文章选取经历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的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知识型员工的学习动机,进而激励其建言行为;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促进作用,知识型员工的组织公平感知,会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影响力;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建言行为的影响,当知识型员工感知到组织公平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拓宽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理论层面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员工管理提供启示。     

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对新生代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易变性职业生涯环境下,组织与员工间冲突日益凸显,员工离职意愿明显升高,组织承诺作为预测员工离职的重要因素,受到组织高度重视。依据社会交换理论,以222名科技企业“85后”新生代员工为研究样本,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打开易变性职业生涯视角下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影响新生代员工组织承诺的“黑箱”。结果表明：①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员工的组织承诺;②组织支持感完全中介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与新生代员工组织承诺间的关系;③易变性职业生涯态度（自我导向/价值驱动）显著正向调节组织支持感与新生代员工组织承诺间的关系;④易变性职业生涯态度（自我导向/价值驱动）在科技企业组织社会化策略对新生代员工组织承诺的间接影响中起到被调节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