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沪港通与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政策背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资本市场开放对标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标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具体表现为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提升.机制检验表明:沪深港通改善了标的公司的信息环境并增加了其股价信息含量,从而改善了标的公司的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深港通交易制度的治理作用存在持续增强的时间效应;沪深港通交易制度还提高了标的公司的高管非运气业绩-高管薪酬敏感性,并降低了高管薪酬黏性.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沪深港通制度实施的外生冲击,考察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1）沪深港通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标的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2）当标的公司外资交易活跃程度较高或股价信息含量提高程度较大时,二者正向关系更强;（3）降低债务成本及提升研发意愿是沪深港通制度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路径;（4）前述正向关系只在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高新技术行业及劳动与资本要素更多呈互补效应时显著。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近年来我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那么在当前我国正面临投资结构脱实向虚的情况下,金融开放除了具有增长效应和波动效应之外,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否具有纠偏作用呢?文章以2010-2019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研究表明:(1)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引导企业投资结构从偏重金融资产投资转向实体投资,且该效应在高融资约束、高成长性以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凸显.(2)在作用渠道上,沪深港通交易制度通过融资成本渠道和资产收益率渠道,降低了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缩小了实体投资收益率与金融投资收益率的差距,对企业投资结构脱实向虚产生了纠偏作用,从而最终促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3)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也会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企业生产效率和价值的提升.文章为揭示我国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以引导经济脱虚入实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利平稳性——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沪深港通”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股利平稳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沪深港通”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股利平稳性;“沪深港通”主要通过促使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渠道提升企业股利平稳性。进一步研究显示,产权性质、公司治理水平、产品市场竞争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市场开放与股利平稳性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股利平稳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揭示了“沪深港通”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治理效应,可为后续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行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减少内幕交易吗？——基于沪港通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一方面,加快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可能引发高频投机交易等金融风险问题。本文以“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启动为背景,利用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发现资本市场开放短期会引发内幕交易可能性显著上升。对于具有较高透明度、较好治理水平和较严监管环境的公司而言,资本市场开放助长的内幕交易会受到一定遏制。本文研究为推动资本市场开放进程和治理水平协同发展理念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沪深港通交易对AH股价共跳的影响——基于权重股作用机制的考察

频繁的股价跳跃是考虑尾部风险时需要前置关注的问题,也是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监管部门需要重视的内容。本文考察了沪深港通交易对AH股价共跳的影响效果以及背后的作用渠道。同时,对比分析权重股与非权重股共跳差异,探究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权重股作用的转变。研究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对AH股价共跳具有正向加剧作用,且加剧作用主要通过降低股票流动性实现,同时AH股价共跳并非是市场效率提升的体现。在全样本区间内,沪深港通主要对非权重股共跳产生加剧作用,但对权重股共跳起到抑制作用,权重股总体上表现出稳定市场的作用。然而,当遇到资金流动规模增大,人民币汇率下行以及投资者情绪低迷时,权重股反而共跳加剧,形成对市场暴涨暴跌的推波助澜。因此,需要重视资本市场开放进程中存在的跳跃风险,为实现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保障。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改革创新机制,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对其是否会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采用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沪股通标的企业的创新水平显著上升。(2)经理人职业忧虑在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既发挥了中介作用,又具有调节效应。表明缓解经理人职业忧虑,抑制经理人短视行为是沪港通交易制度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3)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调节影响,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上市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时更加强烈。本研究为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并揭示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对于深刻理解沪港通交易制度,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结构特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自利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高管避税寻租动机,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增加避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一影响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促进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为后续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深化资本市场开放与资本国内循环:来自企业异地投资的证据

深化资本市场开放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事件,本文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资本国内循环的影响。结果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企业异地投资明显增加,其中,民营企业、小企业、本土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的这种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投机效应制约资本的国内循环,但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最终使其对资本内循环表现出正向作用。从资本流向看,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资本跨省流动以及省内跨市流动,东部资本更多流向了东部省份,中西部资本更多流向了中西部省份;资本市场开放还有助于资本在城市群内的流动以及资本由城市群内向群外扩散。最后,拓展分析表明,资本国内循环会显著促进地区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基于沪港通对深港通的研究

2016年12月5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同时发布联合公告宣布正式启动深港通.深港通与沪港通相比,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与特征.而且,深港通基于沪港通的成熟经验而实施,经历了不同的实施历程和成熟的发展阶段.通过基于沪港通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与沪港通相比,深港通的标的范围明显扩大;与沪港通相比,深港通没有投资总额的限制;与沪港通相比,深港通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具有显著差异,相对而言对港股的影响力更高.由于深港两地B股与港股的投资通道早已体现,加之创业板受到国际化进程的冲击,本文研究认为深港通对国内A股市场的整体影响力有限.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沪港通"效应的实证检验

我国近年来致力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是我国力求对外开放在制度层面迈出的关键一步.本文着重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与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沪港通"制度将会增加企业投资-股价敏感程度.并主要体现在国际化程度较高、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企业与管理层持股比较高的企业.     

资本市场开放、分析师预测偏差与投资者负面情绪——基于沪港通政策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DID双重差分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深入探究了基于沪港通政策冲击下的资本市场开放对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实证结果显示:沪港通政策实施带来的资本市场开放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增加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偏差.分析师作为大众投资者的重要信息来源,通过影响投资者的投资预期偏误,从而进一...     

资本市场开放降低公司代理成本了吗?——基于“沪港通”的实验证据

持续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我国深化金融领域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借助"沪港通"的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选取2012—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与公司代理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可能的影响渠道。实证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降低公司代理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治理水平较低时,资本市场开放对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作用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