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测度与比较——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2009-2018年的统计数据,采用行业集中度、HHI指数和区位熵测度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医药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医药制造业集聚水平呈波动式上升态势,下游地区医药制造业集聚程度显著高于上中游地区;各省份医药制造业产业集聚从单极化向多极化发展,由最初极不平衡状态向相对均衡状...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比较视角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集聚区和发展排头兵,如何通过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实现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提升,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2007—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衡面板数据,探究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不同模式集聚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展政策提供更加精准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无论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都可以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水平提升,而政府干预有助于提升多样化集聚水平。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通过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等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高耗能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工业体系中占据较大比重,采用产业集聚指数评估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水平,采用计量分析方法验证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集聚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整体集聚趋势明显,各细分行业集聚趋势存在差异;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的省际差异变化趋势尚不明显;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与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呈正向相关关系,环境规制、财政政策对高耗能产业动态集聚水平有负向抑制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发展,应重点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严控产业污染转移、加强绿色制造人才队伍建设。     

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测度及比较研究

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本文结合省市参与国际贸易的实际特征,将已有国家层面对外贸易竞争力测算方法应用于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测评工作中,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开展测度及比较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分别考察进出口情况还是考察综合贸易竞争力,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均要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但其水平发展的波动性十分明显。进一步的结构分解结果显示,区域内上海、重庆的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变化均取决于综合价格水平贡献,而其余省市进出口某一方面的竞争力水平变化则依赖于贸易份额的贡献。分产品类别对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比较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的主要产品类别均在区域内实现了较高的进出口及综合对外贸易竞争力;中游四省市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约有一半类别的产品达到了区域内贸易水平的前列;而上游省市主要在个别产品类别上实现了较优的竞争力水平。     

产业协同集聚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文章使用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7年,沪浙苏赣四省的制造业和沪川渝三省的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专业化集聚;（2）产业协同集聚整体的态势是先上升后下降。与2008年相比,2017年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协同集聚水平下降,下游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增强;（3）产业协同集聚与污染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不断增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污染物排放强度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与区域差距

新时代背景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基于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技术优化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和Dagum基尼系数法对经济质量、效率变化、技术变化的时空演变规律和区域差距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经济质量、效率变化、技术变化年均分别增长2.48%、-0.53%、3.03%,技术进步是经济质量优化提升的动力源泉;上、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质量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阶段性波动特征,下游地区经济质量均值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低;经济质量高值区空间分布格局由上、下游地区演化为中、下游地区,效率变化高值区呈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为双中心的空间集聚格局,技术变化高值区分布在中、上游地区;经济质量、效率变化、技术变化总体区域差距有扩大趋势,区域间差距是导致总体区域差距的主要原因。     

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长江经济带2010年的131个地级单元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了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呈现下游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的东西梯度分异格局,健康水平的区域差异显著,健康公平性有待提高。②长江经济带人口健康水平受自然、经济社会因素综合影响,千人卫生机构数、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GDP对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海拔、气温对人口健康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③自然、经济社会因素对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人均GDP对人口健康水平的正向影响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分异,千人卫生机构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对人口健康水平的正向影响则呈现西强东弱的梯度分异,海拔、气温对人口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呈现东强西弱的梯度分异。     

基于人力资本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国际人才争夺战由来已久并不断升级,但针对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水平、影响因素和差异化政策供给的研究鲜见。以“国际人才集聚指数-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为研究主线,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指数排名分为3个差异显著的层级。其中,第二和第三层级之间无较大差距,但与由北京、上海组成的第一层级相比大幅落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分化明显,第一类城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全球城市品牌文化;第二类城市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第三类为外资传统工商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对应地,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供给围绕外资传统工商业国际人才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人才集聚、多样性和包容性国际人才文化氛围营造存在三大差异化选择。首次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模型,为从机理上深入探索中国各类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模式及提升路径奠定了基础。     

基于人力资本价值链理论的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国际人才争夺战由来已久并不断升级，但针对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水平、影响因素和差异化政策供给的研究鲜见。以“国际人才集聚指数-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为研究主线，以中国3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通过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理论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指数排名分为3个差异显著的层级。其中，第二和第三层级之间无较大差距，但与由北京、上海组成的第一层级相比大幅落后。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影响因素分化明显，第一类城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全球城市品牌文化；第二类城市为创新型经济发展；第三类为外资传统工商业企业和产业集聚。对应地，中国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政策供给围绕外资传统工商业国际人才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国际人才集聚、多样性和包容性国际人才文化氛围营造存在三大差异化选择。首次构建人力资本“投入-过程-产出”价值链模型，为从机理上深入探索中国各类城市国际人才集聚模式及提升路径奠定了基础。     

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评价及空间特征研究——基于创新驱动视角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本文基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以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PCA-SDEA模型对2009—2018年间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进行测算,进一步根据测算结果,运用空间收敛模型和空间重心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省际之间与地区之间人才创新效率差距较大,上海、浙江和江苏等省市领先于四川、云南等省市,长三角地区领先于中三角和泛成渝地区;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差距无明显收敛趋势,且落后地区对先发地区的追赶效应尚不明显;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效率的重心位于湖南省岳阳市附近,其空间分布格局呈东偏北-西偏南的方向特征,并有向北分散、向西极化的趋势。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创新效应研究

中国逐步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也是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基于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创新的影响效应。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产出水平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在空间上具有知识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创新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于地理邻近地区存在空间竞争效应,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创新产出的收益较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不显著,而多样化集聚能显著促进本地创新产出,但这种促进作用仅在大城市和中部地区显著。     

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时空格局特征及空间效应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30个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随机前沿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时空格局特征,并在空间关联检验基础上分析了旅游金融效率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时间序列上,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核密度曲线均为单峰分布形式,呈"N"字型波动特征,旅游金融效率随时间推进而不断提升;空间格局上,区域中心城市的旅游金融效率多为高层级,中心城市邻近地区因受到核心城市涓滴效应而处于较高层级,圈层状结构明显。②旅游金融效率值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且其集聚程度整体上随时间推进不断增强,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③经济发展、交通可达性和产业结构对本地旅游金融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信息化水平对邻近区域旅游金融效率提升的"溢出红利"效应显著,交通可达性对邻近地区旅游要素的"虹吸"大于"溢出",呈现负向外部经济性。     

物流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

在理论分析物流产业集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作用机理与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对物流产业集聚化发展的空间经济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结合长江经济带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物流产业区位熵系数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物流产业集聚的空间经济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物流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空间差异性.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物流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上、中、下游各地区间的差异化特征明显.文章认为长江经济带各级政府在促进物流产业集聚时,应尊重市场规律,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充分调动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准确把握物流产业集聚的空间经济溢出效应,促进现代物流产业集聚在区域内实现良性协同发展.     

广西对接长江经济带路径研究——基于优势互补的视角

广西作为长江经济带的近邻和重要腹地,具有对接长江经济带的独特区位优势和良好合作基础。为实现优势互补,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东中西三大区域优势特点,明确广西对接长江经济带的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扬长避短、精准施策。基于此,广西要强化顶层设计,主动对接长江经济带决策层面;各市各有侧重,主动找准对接重点区域;各类企业率先对接市场主体,实现市场与消费互动;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对接重点产业;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对接发达交通网络;鼓励企业和科研院所主动引进技术和人才,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接营商环境。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加速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力军的关键。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NSBM模型,测度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并探讨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处于要素配置优化推动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高高”特征;中上游地区处于粗放式集聚加剧要素错配的阵痛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低低”特征。技术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投入导向和关联错配导致的中游塌陷与局部效率洼地,会加剧区域效率分化,最终演变为全局低效率。为改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局部高效、全局低效的不利境地,实现创新效率提升,需强化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完善市场科技服务体系,树立质量效益型研发目标。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产业集群化发展是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的典型特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后,通过促进要素流动、引导产业转移、扩大产业开放等多种方式推动区域产业集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产业集聚的作用路径,并结合2008～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区域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导致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产业集聚影响的差异性。分地区来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但在东部并不显著。分产业来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第二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中部大于西部,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西部大于中部。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目标,提高产业集聚水平,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合作机制,统筹产业布局,并兼顾地区间的差异性;创新产业集聚方式,适时调整产业集聚重心,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差异呈现出先增大再缩小的发展趋势。长江经济带经济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高值和低值集聚现象显著,"高高"集聚较稳定在长三角地区,"低低"集聚有向分散的趋势发展;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两个阶段市域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得出财政收入和人口密度在两阶段由第一阶段的负效应作用转变成了第二阶段的正效应作用,财政支出在第一阶段的正效应作用转变成了第二阶段的负效应作用,经济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两阶段都起着正效应作用,两阶段中固定资产投资的正效应都为最大,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正效应作用上升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