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为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区域耦合协调度和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与工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整体上处于濒临和勉强协调的等级。区域间差异是耦合协调度差异的主要来源,并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提出分析影响区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误差模型（SEM）,发现区域经济水平、城镇化水平、研发强度对耦合协调度有正向的影响,而政府干预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负向的影响。为提高数字经济和工业绿色发展的协调程度,从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数字技术对工业的绿色化改造和区域差异化施策等方面提出建议。     

基于生态系统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度研究——以两大城市群为例

以我国两大城市群为例,构建了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对两大城市群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引入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2008-2014年城市群绿色金融-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综合协调指数,并对测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运用BP神经网络建立耦合协调预测模型,对系统未来的耦合协调度进行预测.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城市群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震荡幅度较大,且各区域存在较大差异,长三角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第二,城市群绿色金融发展与生态环境并未实现协同发展,绿色金融发展滞后,大部分地区处于拮抗阶段,并逐渐接近磨合阶段;城市群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第三,未来城市群绿色金融-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缓慢增长.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10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特征以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基本实现从失调衰退区到协调过渡区的转化，具体可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趋势，即最终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起显著正向作用。     

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生态化演变与影响因素

运用熵值模型、耦合度、协调度模型,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2000—2015年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生态化水平及其构成指数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产业生态化水平由2000年的0.317上升至2015年的0.730,产业效率与生态效率耦合度、协调度逐渐提高,以中高度协调为主。②区域产业生态化水平、产业效率和生态效率空间差异明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区产业生态化指数以及产业效率、生态效率最高,而河北、广西等地区相对较低。协调度、耦合度也呈现一定的空间差异。③工业集聚与区域产业生态化、产业效率和生态效率呈显著性负相关,科技创新、环境规制、城镇化、全球化与产业生态化呈显著性正相关,市场化与生态效率呈显著性正相关。研究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绿色科技创新能力、优化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0年中国的相关数据,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测算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和经济增长指数,并运用耦合关联协调模型测算农业绿色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研究表明:自2009年以来,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2017-2020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及多项分指标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了优质耦合协调状态,两者的相互促进效应日益明显;农业绿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主要通过资源环境、生产效率、环境保护、生态系统、质量高效等方面来实现.     

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200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莫兰指数,实证分析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地域差异,呈东部、东北、中部与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态势;中国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有明显的集聚效应。据此,提出完善绿色创新资源配置、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环境、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等实践建议,以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协同推进。     

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生态环境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既是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环境保护的根本动力。文章基于我国2007—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构建旅游资源—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分析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演变情况。结果表明:①2007—2016年全国总体的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主要位于拮抗阶段,耦合水平较低,时序演变不明显。②全国总体耦合协调度主要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后期提升至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协调水平仍有待提升,二者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③从空间分异来看,我国省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布集中,空间演变不明显,耦合度西北地区陷入"低谷",其他地区均匀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布规律。     

京津冀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与效率水平耦合协同关系研究

畜牧业作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产业,实现其绿色高效协同发展非常重要和紧迫。论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滞后模型等对其绿色发展与效率水平耦合协同程度及收敛性进行测度并剖析原因,研究结论为：（1）京津冀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指数平均值为1.51,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0.632,均逐年上升,但二者偏离度呈现上升和下降的趋势。（2）京津冀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与效率水平协同指数总体为勉强协调状态,阶段增速加快,但其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滞后。（3）京津冀地区畜牧业绿色发展与效率水平协同指数α收敛特征明显,主要在于效率水平收敛拉动;β收敛特征不明显,主要在于绿色发展指数β收敛效应不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加强绿色生产模式协同、数字等技术的应用、绿色产品开发,进行制度、金融工具创新等建议推进京津冀地区畜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中国城市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文章基于2012—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城市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Dagum模型与空间自相关模型从八大经济区、不同城市规模两大视角,揭示城市创新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关联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总体较低,但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差异性分析发现,耦合协调水平区域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经济区分别与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及大西北综合经济区之间。城市规模上的差异则表现为城市规模相差越大,耦合协调水平差异越大;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具有高度空间相关性,并随时间推移不断加强。     

中国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分析“三化”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三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进而探索1996-2010年中国省际“三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差异,并检验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三化”耦合协调度差异不明显,仍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而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是制约“三化”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中国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差异,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各地区变异系数变化不大,且存在收敛之势.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R＆D经费投入对耦合协调度的提升具有积极影响,而农村金融支持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并不明显.     

区域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引入耦合理论,分析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其中,R&D活动和数字产业化程度对两者影响显著;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在大部分地区表现为从低耦合阶段逐步进入磨合阶段或者高耦合阶段,区域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整体上东南地区优于西北地区。针对耦合现状,提出当前仍需不断优化要素配置、调整政策侧重点、加强区域协作等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集聚度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演化研究

为促进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在互动中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生态环境耦合机理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对2003—2017年我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探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生态环境之间耦合协调程度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结果发现：耦合协调度总体稳步提升,但存在区域差异;耦合协调等级有待提高,大部分地区经历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滞后、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生态环境同步发展、生态环境发展滞后3种耦合协调类型;耦合协调度相似地区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分布,热点地区从沿海向内陆迁移。最后,从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建立动态监测系统、加强地区间合作与交流3个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多要素驱动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提升的路径研究——TOE框架下的fsQCA分析

有效提升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基于“知识创新—研发创新—产品创新”区域创新链,在“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对中国内地31个省份开展评价,探究多要素驱动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提升的条件组态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各省份存在显著差异,且有效提升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的关键要素有2个,即数字化技术水平、市场化水平;提升路径为4条,即知识—研发—产品创新均衡型、研发—产品创新引领型、知识—研发创新引领型、产品创新引领型。上述结论有助于拓展区域创新链研究视角,同时,对提升不同地区区域创新链耦合协调度具有现实价值。     

高新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评价研究

高新区在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对正值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至关重要。在高新区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从全国视角对高新区与所在城市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时序特征来看,高新区与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但耦合协调整体水平偏低;从空间分布来看,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东西空间分异特征,且高新区发展超前型地区范围逐渐扩大并呈集聚态势。     

Study 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ci-tech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there i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beneficial to build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to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s seen a year-on-year increase in both the level of sci-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a sound development trend. It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steadily improved from a slightly uncoordinated stage to a primarily coordinated stage, but the overall degree of coordination is still not high, with some gaps from realizing the excellently coordinated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unbalanced, with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lev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cities.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the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have stabilized after narrowing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However,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cities with highe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tends to widen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necessar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ci-tech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京津冀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机理及效果评价

通过构建“承载-集聚-行动-产出-辐射”5个子系统和“利润回馈-技术溢出-保障机制”3个循环动力机制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立指标体系并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京津冀创新生态系统运行水平。结果显示：2008—2018年系统运行处于低水平协同阶段,子系统有序度逐年提高,系统间耦合能力经历由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的蜕变。三地创新的马太效应、产业链与创新链耦合不足、系统间联动机制不完善是制约系统协调的短板。最后,从构建要素平衡型流动机制、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优化创新生态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协调效应评价及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PVAR模型,实证检验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的协调效应及动态关系。结果显示：2004-2016年全国各省市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的协调水平偏低,并且由东向西的区域阶梯递减特征显著,多数省市科技创新滞后于绿色治理发展,协调等级处于濒临失调水平以下;东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影响不显著,长期看呈现为负向冲击效应,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持续影响;东北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冲击效应不显著,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呈现出显著正向、持续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与绿色治理不存在因果关系,绿色治理对科技创新的冲击作用具有相似性,但科技创新对绿色治理的冲击效应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与评价——基于超效率网络SBM-Malmquist模型分析

将绿色创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工业企业技术活动中,已经成为突破环境和资源约束、推动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将能源消耗量、三废排放量等纳入研究框架,运用超效率网络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在2013—2018年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省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但差异趋势逐渐缩小;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阶梯式空间分布格局,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持上升的趋势相比,中西部效率水平不仅存在绝对水平明显偏低的特征,而且还表现出了增长幅度的差异;成果转化期的效率值低于科技研发的效率值,纯技术效率水平过低是造成两阶段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我国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均大于1,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其中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增长主要依赖于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从三大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M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主要归结于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 change,TC）指数的增长,而中西部地区的ML指数则主要依赖...     

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协同演化机制及区域协同差异——基于哈肯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探究我国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自组织协同演化机制，在对复合系统协同演化机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哈肯模型，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析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的区域协同差异。结果表明，制造业绿色转型是控制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结构和方向的关键因素；金融科技与制造业绿色转型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协同效应，但两者均形成抑制复合系统协同演化的负反馈机制；样本期内，我国金融科技—制造业绿色转型复合系统协同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区域协同差异较小但呈扩大趋势；四大经济区域协同水平以“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为界，呈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东部地区协同水平差异远大于其它地区，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协同水平差异相当，东部和东北地区协同水平差异均呈扩大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