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赋能是否促进了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基于金融错配视角的微观证据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纠正了金融错配,为结构性去杠杆提供新机遇。文章以2011-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数字金融赋能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助推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赋能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系统GMM、分位数回归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进一步从企业内部视角检验发现,数字金融赋能更有利于企业调整短期杠杆率;从企业间异质性的视角检验发现,数字金融赋能促进国有企业以及低盈利企业去杠杆更加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校正金融错配这条路径,引导信贷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促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     

脱实向虚会助推实体企业加杠杆吗？——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

研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与杠杆率的内在关联问题,对于保持金融稳定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非金融类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对杠杆率的影响,并考察供给侧改革对上述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会促进其加杠杆,尤其是提高短期杠杆率;与国有企业相比较,非国有企业脱实向虚的加杠杆效应更为显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弱化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加杠杆效应,尤其对非国有企业效果显著。研究结论意味着微观企业层面脱实向虚会恶化杠杆风险,并找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改善金融与实体经济内在关系的经验证据,对制定金融监管政策具有参考价值。     

结构化去杠杆的逻辑与政策建议 ——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为全面掌握我国杠杆情况,剖析杠杆的结构性特征,认清去杠杆的含义,本文构 建宏观分析架构,梳理了去杠杆逻辑,归纳总结了我国杠杆率的结构性特征及变化趋势,同 时选取部分上市企业作为样本,对杠杆率与企业经营绩效及未来成长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 验。结果表明,企业杠杆率与经营绩效之间并不是稳定的相关关系,而企业的经营发展离不开必 要的杠杆支持。去杠杆应结合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成长规律等具体分析、差异施策。     

非对称性去杠杆诱发的“次生风险”问题研究

<正>2017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金融风险形势整体平稳可控,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杠杆率总体可控的表象下则是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前一阶段加杠杆的主体,而民营企业却成为现阶段去杠杆的主要对象。"权""责"错配的非对称性去杠杆极易诱发"次生风险",威胁区域金融稳定,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应高度重视这一"化解风险的风险",实行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方略。     

杠杆要去也要优

<正>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积极稳妥去杠杆。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是对去杠杆提出的总体要求。高杠杆率不利于经济转型发展,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然而,去杠杆不是简单的全面压降杠杆率,要去的是不合理的高杠杆率。在控制杠杆率的同时优化杠杆的分布,杠杆率该降的必须要降,过低杠杆率该加的也要合理增加,要在去杠杆的同时引导资     

中国杠杆率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北大核心CSSCISSCI

去杠杆问题不仅是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对此,本文将着重分析中国杠杆率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研究表明,虽然中国的全社会杠杆率并不是全球最高,但非政府部门杠杆率却位居世界前列,这是政府、学术界等部门如此关注杠杆率问题的根源。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加杠杆帮助个人、企业去杠杆是非政府部门去杠杆的主要做法。结合政府杠杆率空间的测算表明,中国政府杠杆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中国政府仍然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非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得到缓解。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在对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建立了马尔可夫区制状态转换模型,以挖掘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波动明显;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动态关联,且两区制特征明显,高压力时期的关联效应比低压力时期更显著;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间接影响;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间存在负向影响。鉴此,现阶段应控制好从"结构性去杠杆"向"稳杠杆"转变的节奏,利用"双支柱调控"熨平局部金融失衡和杠杆结构性问题;同时,密切关注部门间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国民经济的部门杠杆率及负面冲击在部门间的传染路径对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往研究由于忽视部门储蓄的内生再平衡机制,可能高估部门杠杆导致的总体风险传染性。本文基于宏观金融网络分析框架,首次通过构建传染乘数,在部门储蓄终止损失传染的模式下测度了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并进而量化模拟了去杠杆与系统传染性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传染乘数由冲击的平衡效应和反弹效应构成,部门去杠杆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降低系统传染性。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国外、住户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去杠杆能显著减小源自其部门内部负面冲击的传染乘数,而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效果较弱;多部门杠杆率联动下非金融企业部门大幅度去杠杆能有效降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     

经济周期、信贷周期叠加贸易摩擦下的去杠杆路径

当前我国宏观杠杆率总体趋稳,去杠杆取得了一定成效,去杠杆的重点仍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以及房地产、产能过剩领域。宏观杠杆率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稳态关系,稳杠杆应着力于合理把控债务增速与GDP增速的关系。企业杠杆率的下降有赖于产权比率的降低、 ROE的提升和总负债增速的下降,通过提升创利水平来降杠杆是可取之道。信贷周期和金融周期均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经济下行期叠加贸易摩擦背景下,宽泛的去杠杆会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去杠杆应注重杠杆资源优化配置,纠正杠杆错配,鼓励和支持好的合理的杠杆,降低落后的、过剩的、低效的杠杆,从而提高杠杆资源利用效率;去杠杆还应注重与监管周期协调,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发挥信贷政策导向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效能。     

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形成、风险与防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提高受到各界的关注。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杠杆率的结构性特点突出。本文在对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进行纵向、横向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居民加杠杆买房是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主要因素。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家庭部门的偿债压力,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为解决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充分发挥消费对去杠杆的积极作用,统筹做好家庭部门和其他部门去杠杆,解决相关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