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家庭婚变表现形式分析——基于四川泸州农户案例

农民工家庭婚变是当前社会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各种媒体争相报道,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却不多见。农民工家庭是否发生婚变,不能从主观角度来判断。该文根据对四川省泸州市农村的农民工婚变家庭访问资料,对农民工家庭婚变行为表现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研究,作出归纳性结论,为进一步研究农民工家庭婚变打下理论基础。     

农民工家庭日常消费生活——以江苏省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的推动下,以个人流动为主的打工形式开始改变,整个家庭流动到城市打工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本文主要探究整个家庭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消费生活,阐述其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空间,提供一种研究农民工生活的新思路。     

资源禀赋、公共服务与农民工的回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实证研究了资源禀赋、城市社会公共服务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并对相应的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与自然资本对农民工回流到农村有显著的影响,而代表城市公共服务的子女教育、社会福利、住房保障以及就业服务等对农民工回流产生了"阻滞"效应,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本质上是个体决策、家庭约束与社会政策建构的结果,保障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公共服务享有的权利以及水平的提升成为未来完善我国农民工政策的关键。     

浅谈建筑企业农民工工伤保险现状

文章以建筑施工企业有限公司作为背景,通过对农民工工伤保险现状的研究,提出具体措施方案加强农民工工伤保险管理,建立健全农民工工伤保险规章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不因工作而受到损害,同时减少因建筑安全事故导致的全社会包括个人家庭、企业行业及社会的损失,为建立完善的农民工工伤保险体制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于农民工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文章基于对湖北武汉、江苏淮安、山东莱芜等地区农民工的调查采访,细致分析了农民工的整体幸福感及其个人情况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真实把握了农民工在生活等方面对幸福的感受,以期为党和政府进行决策提供较科学的参考依据.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主要为家庭状况、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状况等.     

家庭规模、子女状况与农民工幸福感

为了考察农民工家庭规模、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子女状况在其中的作用,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家庭规模、子女状况、幸福感之间存在两两正相关关系;子女状况在家庭规模与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提高农民工幸福感可以从扩大农民工家庭规模,支持农民工家庭子女数量增加的角度入手,也为减轻社会老龄化造成的负担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于农民工汇款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

我们利用最近所做的农民工汇款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民工汇款的因素和农民工汇款的用途。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年龄和打工收入、农村老家的非汇款收入和耕地对汇款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是否有失业经历、是否全家一起外出打工以及家庭中外出打工劳动力的数量对汇款量具有负向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农民工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民工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一季度农民工就业将面临巨大冲击,三类农民工就业需高度关注。部分农民工返城复工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流动性显著降低,返乡务农者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农民工全年整体收入减少将成为大概率事件,部分低收入农民工家庭可能陷入生存困境。相关对策建议:推动劳务输出和输入省份之间精准对接,帮助有条件的农民工实现安全、稳定就业。借鉴东西部对口帮扶就业扶贫办法,由专人负责组织农民工外出并送至就业地点。强化有条件地区对农民工就业吸纳。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支持力度,吸引培育一批新农民,多措并举支持返乡农民工渡过难关。将农民工全面纳入城市社会管理服务对象,重点关注农村“三留守”人员和困难家庭的生活问题。     

半流动家庭研究述评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半流动家庭这一特殊的家庭模式应运而生。文章从半流动家庭的功能、成员互动及半流动决策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三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指出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将农民工、留守妇女等群体纳入家庭系统展开整体研究,同时也应深入研究留守妇女的亲职角色及亲职压力,为改善半流动家庭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提出相应的对策。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的社会因素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既有群体的时代特征,也有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些差异的形成与新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影响因素直接相关。因此,研究主要社会影响因素,有助于更深层次地认识和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的家庭、企业、政府、学校等主要社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了解新生代农民工与这些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得出主要社会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影响的基本判断,进而分析其未来发展态势及深层次影响,以期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政策建议。     

工作转换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珠三角两代农民工的调查

由于成长背景、家庭负担、教育水平以及思想差异等因素的不同,一代农民工和二代农民工在对待非农工作的态度上存在差异。前者更看重丰厚的收入养家糊口,后者更想融入城市生活,他们更看重工作的体面性、发展空间、舒适度,不再看重单纯工资收入。因此通过频繁的工作流动,一代和二代农民工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们采用2008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研究了职业流动对这两代农民工收入的不同影响,实证发现职业流动对一代农民工收入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对二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却不显著。在校正了遗漏变量和样本选择性偏误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成立。     

风险地位视角下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潜在风险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他们在城市中的主观幸福感评价。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中的高风险地位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农民工面临的就业收入风险、家庭结构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城市社会参与及融入等潜在的风险因素对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幸福感的提升不能仅依靠公共服务设施和政策的扩充,更要积极地开辟"绿色通道"以化解农民工的社会风险压力,通过改善其工作生活的安全感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我国女性农民工就业特点与对策

该文从性别视角对女性农民工就业特点作出分析,说明女性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职业选择、劳动报酬、家庭分工与社会分工的表现及幸福指数方面都不及男性农民工;并从女性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的角度,分析了不同代际女性农民工的不同就业特点;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分别提出解决女性农民工就业的长效机制和当前阶段的就业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问题研究

家庭德育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具有学校德育和社会德育不可替代的功能。作为特殊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他们受到的家庭道德教育情况将深刻影响到个体的健康成长、整个国民的素质,也将影响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在观念、内容、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这是内外部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需要构建"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道德教育体系,各方通力合作,共同为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道德教育打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障模式研究

<正> 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据资料显示现阶段我国农民工总数在1.5亿以上,80%的农村家庭有人在外面打工,如果农民工老年生活没有保障,势必影响绝大多数农村家庭的生活,影响整个农村的稳定。今后大量生活无着落的老年农民工滞留城市,将给城市的稳定、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影响。     

工伤保险对农民工民生影响作用的调查分析

目前我国工伤保险覆盖率已经在逐年提高。截至2012年底,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全国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19010万人。其中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7179万人,比2011年末增加352万人。农民工是当今社会自由就业的主要群体之一,工伤保险对农民工民生影响的积极作用会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提高农民家庭的生活幸福指数,本文重点调查分析工伤保险对农民工民生的影响作用。     

没有城市化的市民化

目前，城市高企的房价、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绝大部分农民工无法获得在城市安家立足的资本和条件。农民工打工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城市化，而是为了维持家庭的运转和再生产。当人生任务得以完成、家庭再生产得以接续之后，他们最终要回归家庭，回到家乡。     

生态系统理论视阈下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教育探微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教育问题日益凸显。本文从社会工作的重要理论之一——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系统解析,通过个体、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宏观政策环境的有效交流与互动,寻求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教育问题解决的基本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及其教育对策

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他们普遍都处于婚恋的关键时期,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观和行为却存在着种种不良倾向,这种不良倾向严重影响了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和谐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幸福感。文章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观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分析其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     

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后果的个案研究——基于北京海淀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人类学调查

立足微观视角,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因社会保障缺失所遭受的个人和家庭风险、贫困和社会歧视。通过对个案的深度访谈,达到人类学对调查对象的深描,客观地反映出城市流动人口因社会保障缺失而陷入困境的农民工的生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