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费改税”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检验“环保费改税”的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以2015—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了“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保费改税”显著提高了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但是,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源于“环保费改税”引发的创新补偿效应,而是源于“环保费改税”增加了资源配置效率。上述结果支持了“波特假说”有关“环境规制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的结论。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费改税”对税费负担提标地区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民营企业和研发投入强度大的企业中更显著。     

地区经济增长压力下的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政府双重目标协调视角

基于2012～2017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探索并解释了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协调行为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压力越大的地区,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作用越弱,说明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协调确实会影响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本文首先利用OECD2018版增加值数据库,就环境规制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系统GMM估计,发现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对制造业出口影响显著,但有利于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然后将制造业分为重污染行业、中等污染行业及低污染行业进行分组估计,发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重污染行业GVC升级影响显著,而对中等污染和低污染行业的影响不确定。最后,建议逐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倒逼高污染行业转型升级;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遵循渐进性原则,调动各方面节能减排的内在积极性;加快突破清洁能源和低碳领域的关键技术,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共赢。     

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环保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2015—2019年需要缴纳排污费的污染企业为样本,结合全国排污费改税背景下各地区环保税税额标准设定差异的情况,采用广义DID方法实证研究了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环保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改税力度越大地区的企业环保投入也越高,排污费改税对企业的环保投入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经过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制发现,排污费改税主要通过提高排污费率与增强征管执法两个机制发挥作用;排污费改税政策效应在行政干预力度强的地区、次高污染行业的效果更为明显.研究提供了排污费改税实施效果的微观经验证据,为决策制定者制定有效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提供了参考.     

基于ＤＥＡ 的企业减排投入与产出绩效评价研究

针对当前工业企业减排绩效评价体系普遍忽视减排投资效率的现象,从投入与产出视角构建企业减排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从指标可用性出发,建立ＤＥＡ 模型,计算出工业企业重点治理的４２ 个行业废水、废气减排投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污染物排放程度较高的企业减排投资效率较高;一些不具代表性的重污染行业和大多数非重污染行业由于污染物的排放量不太突出,其减排活动开展情况容易被忽视,因而减排投资效率较低。节减排关注具有代表性的重污染行业的同时,也要关注其他行业,特别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非重污染企业,这些行业在节能减排投资效率的问题上往往比重污染行业更为严重。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投资吗？——基于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数字金融实现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为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基于2011—2021年中国重污染行业沪深A股723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分析师关注度正向调节了数字金融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效果;数字金融仅对重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存在显著作用。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绿色投资的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利用各省份调整二氧化硫排放收费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4—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显著地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主要表现为企业过度投资时环境规制政策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环境规制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下,企业应该积极调整投资战略,着眼于长远发展,提高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以更好地应对环境规制政策可能给企业带来的短期成本冲击.     

环境规制与上市公司企业价值

文章以2007年到2013年国内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研究环境规制对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结果发现,总体而言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在环境规制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即严格的环境规制部分地通过对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机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企业价值。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增长扩张,但并未实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激励所产生的收入弥补成本之波特假说。     

环境规制、流动性风险与债务融资成本

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经营和银行对企业的风险评价,进而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以我国A股2012~2017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且这种影响效应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流动性风险路径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相关文献,对企业加强债务融资管理与政府实施环保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上市公司环境规制、产权性质与融资约束

本文以现金一现金流量模型为基础，用1998-200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行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使重污染行业中央国企的融资约束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在股权融资规制阶段，重污染行业地方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得以显著改善，而在此后阶段，这种改善局面有所减弱；重污染行业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     

环境规制与新建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内的三主体演化博弈模型,从多主体博弈的视角探讨行业维度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演化稳定机制,并以历年环保部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内企业新建概率和新建企业数量,证实了行业维度"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性,且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效应的发挥;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具有显著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效率以及所有制异质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企业、低效率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更显著。未来,可以从推进工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过程管理转型,促进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强化环境治理垂直监管,弱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激励,保障地方环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行业和区域针对性,优化行业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编制清洁生产规划,不断建立健全清洁生产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改进提升。     

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基于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提升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产生的经济后果值得关注。文章以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为契机,利用沪深A股公司数据为样本,选取法规实施前后的2011—2018年为研究期间,采用DID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该影响在非国有控股企业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双重环境规制、政府监管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2012—2018年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环境监管数据与企业层面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政府监管在其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环境管理能力后发现,双重环境规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有效实施也需要企业积极提升环境管理能力.     

环境执法监督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

面对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环境法律法规执行低效的现状,我国开展了一系列环保督查活动,而外部的环境政策将对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选取A股2013—201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环保约谈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即环保约谈,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执法监督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重污染行业和国有企业。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宏观环境政策与企业环保投资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为我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执法,完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提供重要启示。     

党组织参与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加强企业党组建设是当前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董事会、高管层治理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负向调节两者之间关系；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性。研究提出如下管理启示：健全党组织建设，提高领导层政策执行力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完善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创新价值观，降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委托代理风险；正视党组织参与治理局限性，发挥党组织嵌入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治理效应。     

环境规制是否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环境数据库和国泰安城市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的FDI决策和FDI数量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污染行业企业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无论是港澳台投资还是外商投资,环境规制都对其引资决策和引资数量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外商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大、更明显;环境规制对私营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的引资行为具有更大、更明显的负向影响;金融危机后,环境规制对FDI的负向影响增强;环境规制通过生产成本效应抑制了FDI的流入,并通过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了FDI的流入,并且生产成本效应明显大于创新激励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FDI流入FDI决策FDI数量赫克曼两阶段模型     

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信贷支持与董事会断裂带视角

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重点考察信贷支持与董事会断裂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环保投资,信贷支持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绿色金融发展能够产生信贷支持,使企业获得更多信贷融资,助推加大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董事会断裂带可强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绿色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非重污染行业,重污染行业中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引导企业环保投资;不断优化和完善企业董事会治理水平。     

借鉴先进经验，正确认识“双碳”目标

<正>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一方面,重污染企业会提高对环境保护的投资,采用更加清洁、绿色的生产模式。政府给予的配套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会促使企业将资源投入环境保护领域,从而提高企业的环保投资水平。另一方面,在低碳城市建设中,消费者会形成一种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对绿色环保公司的产品更加青睐。企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体,     

环境规制对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能否实现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双赢成为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一个挑战。为了分析环境规制对污染行业就业的影响,在构建数理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1个污染行业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数理模型来看,环境规制对污染行业的就业有着积极作用;从实证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和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指标均对整体污染行业的就业有着积极作用,对重度污染行业的就业有着促进作用,对轻度污染行业的就业影响不明显。     

互联网发展与企业能源效率提升——基于中国企业污染数据的新证据

提升工业企业能源效率有助于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匹配后的中国企业污染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互联网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对企业能源效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互联网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技术创新和加强环境规制三种途径提升企业能源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对低能耗行业、非国有、小微型及中东部地区企业能源效率提升作用更显著。为此,我国应适度超前部署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5G+工业互联网”与高能耗行业深度融合,发挥互联网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并着力缩小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