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行业而异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基于古诺模型的福利分析

笔者在古诺模型中引入温室气体排放的负外部性问题,分析了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并基于社会福利函数得到了温室气体最优排放水平。该最优结果与经典的庇古分析结果相比偏多,这表明庇古政策并不是最优的,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排放额并无需完全弥补排放的负外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最优排放水平与市场结构有关,垄断程度越高减排水平反而应该越低。     

所有权类型的激励效果与国有资产布局的关系

从不同所有权类型的激励效果出发,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约束下,研究了私有产权与国有产权在产业间的配置问题。基本结论如下:私有制下企业经理工作努力水平、创新投资、成本降低投资高于国有制下的水平,但私有制下的公共投资低于国有制下的水平:就某一产业来说,从社会整体效益来看,存在国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的权衡问题;具体而言,当产业外部收益较大且产业重要程度较高时,应采取国有所有权形式,否则应采取私有所有权形式。     

最优关税和部分私有化战略-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存在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市场(mixed oligopoly)中,国内外企业的产品差异程度和公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最优关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以收入极大化还是福利极大化为目标,其制定的关税税率都应随着私有化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政府福利目标与关税收入目标都与产品差异程度成正比。与最近的其他研究发现不同,在不存在私有化或者当私有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差异程度相对较高时,收入极大化关税税率总是高于福利极大化关税税率。同时本文还得出,福利极大化下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总是大于关税收入极大化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因此,以社会福利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比以关税收入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更加倾向于私有化本国的公有企业。     

基于投资溢出的研发联盟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考虑研发存在投资溢出与技术风险,建立了合作研发博弈模型,研究了在政府研发投入补贴与产品补贴方式下,企业不同的研发和生产策略,通过理论和数值仿真,分析了不同补贴政策下的企业最优策略和相应的社会福利。研究表明,在溢出效应较大时,政府宜采用研发投入补贴来提高社会福利;当创新难度和技术风险较大时,政府宜采用产品补贴方式提高社会福利,但两种补贴方式都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最优关税和部分私有化战略-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存在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市场(mixed oligopoly)中,国内外企业的产品差异程度和公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最优关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以收入极大化还是福利极大化为目标,其制定的关税税率都应随着私有化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政府福利目标与关税收入目标都与产品差异程度成正比.与最近的其他研究发现不同,在不存在私有化或者当私有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差异程度相对较高时,收入极大化关税税率总是高于福利极大化关税税率.同时本文还得出,福利极大化下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总是大干关税收入极大化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因此,以社会福利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比以关税收入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更加倾向于私有化本国的公有企业.     

最优关税和部分私有化战略——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模型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存在产品差异的混合寡头市场（mixed oligopoly）中，国内外企业的产品差异程度和公有企业私有化程度对最优关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政府以收入极大化还是福利极大化为目标，其制定的关税税率都应随着私有化程度和产品差异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政府福利目标与关税收入目标都与产品差异程度成正比。与最近的其他研究发现不同，在不存在私有化或者当私有化程度相对较低而差异程度相对较高时，收入极大化关税税率总是高于福利极大化关税税率。同时本文还得出，福利极大化下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总是大于关税收入极大化的社会最优私有化比例。因此，以社会福利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比以关税收入极大化为目标的政府更加倾向于私有化本国的公有企业。     

差异化产品市场中企业R&D合作网络研究

对轮辐模型进行简化变形,引入到三阶段动态博弈框架中,研究了差异化产品市场中企业间R&D合作网络与企业研发激励、创新程度以及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并初步探讨了R&D网络结构的稳定性问题。主要结论为:在差异化产品市场中,R&D网络密度越高,则企业的研发激励越小,利润越高;创新程度与社会福利在中等R&D网络密度上实现最大化;空网络是策略性不稳定的网络结构,完全网络是策略性稳定的网络结构。此外,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则企业利润越大,社会福利越小。     

跨国多期技术授权方式选择及社会福利分析--基于空间数量歧视竞争的框架

跨国技术授权作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已经受到理论界的关注。与以往的内部技术授权研究不同,文章构建了一个外国拥有技术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空间数量歧视竞争模型,考察多期技术授权存在技术泄露、关税内生及空间竞争对外国拥有技术的企业的最优授权策略选择以及东道国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1)外国拥有技术的企业偏好双重收费方式,且固定收费方式优于特许权收费方式;(2)双重收费方式不能同时实现拥有技术的企业和社会福利的最优,但可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次优;(3)外国企业应该通过双重收费方式或固定收费方式进行技术授权,而东道国政府不应一味地提高关税水平,适当地降低进口关税有利于跨国技术授权的实现。文章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以及技术出口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湿垃圾资源化处理的政府补贴决策研究

针对湿垃圾处理企业的政府最优补贴问题,考虑消费者的环保意识程度,构建政府、企业、消费者三方的三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运用逆向求解法算出政府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补贴值,并验证模型的可行性。结果表明:政府对湿垃圾处理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可大幅度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提高市场整体的平均水平,验证了这项政策的可靠性,表明资源化处理有助于缓解当前湿垃圾处理能力缺口大的问题。通过数值分析得出,当政府对50千克为单位的湿垃圾再生产品补贴3.447 6元,即可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给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意见。     

技术溢出、企业研发路径与政府政策引导

针对技术溢出程度的不确定,建立了三阶段研发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最优研发路径的选择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利润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一致性以及政府的财税政策在纠正两目标差距上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技术溢出较小时,企业选择的最优研发路径能使两者目标一致;当技术溢出较大时,企业的最优研发路径会使两者目标不一致,此时政府需要对企业进行引导以促进协同创新,其中差异化补贴政策能有效纠正目标差距,政府减免企业所得税能有效缩小目标差距。     

消费者沉淀投资、垄断与政府管制目标

如果企业处于完全竞争行业中,市场供求价格机制会实现帕累托最优,无需任何中介组织和政府管制;如果企业处于自然或人为垄断的市场条件下,政府管制就十分必要,此时往往将管制目标确定为社会福利最大化.当消费者购买产品进行沉淀成本投资,消费者无法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垄断企业就与消费者产生了双边谈判,进而会引起敲竹杠行为,大大降低消费者剩余,即便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也会带来收入不公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管制目标就需要由社会福利最大化转向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否则,不仅不会实现管制目标,而且还会恶化消费者剩余,从而使消费者合理合法地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因而,针对垄断市场,尤其是自然垄断(主要是公用事业部门)市场所进行改革以及重新认识消费者—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公园供给方式的模型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可以描述各类公共品的理论模型,提出了公共品供给的目标——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最大化之间的权衡,并在模型框架下以具体数值例子演示了具有受益排他性和消费竞争性的混和公共品如何达到最优供给,从理论上为城市公园供给方式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帕累托最优”和两个不可能定理——兼论“企业转制”中的利益分配

“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是西方经济学追求的最优境界，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追求目标，但阿罗不可能定量认为，由于无法由个人的偏好函数综合出社会福利函数，因而，在单纯的市场机制下，“帕累托最优”形式的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赫姆斯特姆不可能定理则认为，在一个“预算平衡”的团队中，“利润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是相矛盾的，经济与管理的实践也已经证实了这两个定理。作者试图提出一种通过对经济制度作出调整来解决这两个“不可能”问题的思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如何处理“效率”和“公正”的问题作出了思考。     

国有银行控股比例与管理授权——基于混合寡占模型的研究

本文结合中国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背景,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和管理授权入手构建了银行业混合寡占、国有银行混合持股的两阶段古诺竞争模型,分析国有银行为达到既定目标如何选择国有控股比例及适当的管理激励合同。研究表明,国有银行会选择利润收益合同作为占优管理授权,而放弃相对表现激励合同;当国有银行将最大化社会福利作为目标时,国有银行成为市场垄断者,私有银行被挤出市场;仅在利润收益激励合同下,国有银行将最大化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之和作为目标。     

开放条件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及其路径选择

开放条件下,跨国公司与转轨国家经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以市场开放、自由化、私有化等政策变量作为影响转轨进程的外生变量,建立一个跨国公司、转轨国家政府、国内企业三者之间的混合寡占博弈模型,分析开放程度、经济调控手段和跨国企业的投资策略等对转轨国家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以及竞争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转轨国家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对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并非是改革的最优方案,对国有企业的部分民营化效果反而会更好,也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税率、技术、转移价格等也是影响转轨国家社会福利以及转轨国家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溢出效应对竞争企业研发投资和政府补贴的影响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溢出效应对竞争企业研发投资和政府补贴的影响,构建了不同情形下的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当溢出效应较弱时,合作研发下的政府补贴率最高,但企业更愿意选择集中式决策;当溢出效应中等时,企业的最优策略是合作研发并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政府补贴率;当溢出效应较强时,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选择分散式决策,政府仍会为其设定最优补贴率。分散式决策与合作研发均能使研发投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维持在较高水平;集中式决策不仅会弱化企业的研发投资积极性,还会损害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     

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现状及完善措施的思考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是通过资本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合理流动,特别是在长期融资方面,实现对资本的有效配置。资本获取成本越低,效益最好的企业能获得最充足的资本,则资本市场的效率越高,越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延迟退休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吗?

文章基于延迟退休可能带来就业挤出和闲暇损失的现实背景,在动态一般均衡世代交叠模型框架下通过引入异质性消费者并根据中国经济校准主要参数,在控制延迟退休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冲击影响的基础上,模拟分析了延迟退休政策对企业职工福利水平的长期影响。研究分析表明：(1)无论是采用保持现有的缴费率不变的政策方式还是保持养老金待遇不变的政策方式,延迟退休均能提高城镇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水平———第一种政策会增加社会福利3.66%,第二种政策会增加社会福利1.1%;在保持养老保险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从长期看,延迟退休5年会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最优的退休年龄与劳动力市场状态息息相关,如果当前就业形势严峻,最优退休年龄需要相应降低。     

贸易保护下的进出口企业行为分析

通过双寡头模型分析进口商和本地企业的最优行为,考虑进口国政府对本国企业进行保护时,进口商和本地企业的最优行为和政府的最优保护可能。在进口国增加了关税时,关税造成了该被保护产品进口的减少量大于关税造成的本国企业的新增产出量。政府的贸易保护需要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政府贸易保护的可能与外国进口商的边际成本和关税的变化是负相关,与该国厂商的边际成本的变化是正相关。     

烟草产量与社会福利

烟草产量与消费者健康密切相关。文章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分析了市场上最优的烟草产量,并考察了不同市场结构下的烟草生产。分析发现,对烟草行业来说,完全竞争市场并非是最有效的,此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可以控制烟草生产;垄断与寡头市场结构下,烟草产量较少,如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产量为政策目标,无需实行专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