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人员报酬与企业规模变动关系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企业规模与高管人员报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如果企业业绩变动、企业初始规模等变量保持不变,则最高管理人员报酬与企业规模显著正相关,高管人员团队规模变动不改变这种正相关关系;内部人控制程度越严重,企业规模变动对高管人员的报酬影响越大。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存在借用扩大企业规模名义来以获取更高报酬的情况。     

公司所有权、管理控制权与高管报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4～2007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本文对公司所有权、管理控制权与高管报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公司所有权性质、前三大股东所有权集中度与高管报酬显著负相关,外资股、两职合一与高管报酬显著正相关。但是,在国有上市公司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两职合一以及内部董事比例对高管报酬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     

高管增持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

高管增持的上市公司中制造业企业占了大部分比例,而关于制造业高管增持与公司业绩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本文以2009年~2013年A股市场制造业上市公司发生高管增持的企业为研究样本,用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了高管增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行业高管增持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增持能够传递企业良好发展的信号;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50%的制造行业上市公司,其股权结构会制约高管增持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研究

针对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相关性这个问题,本文选用了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将2014年268家上市公司作为本文的选取样本。通过此项研究我们发现公司业绩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管薪酬的提高。     

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1年数据,对会计稳健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业绩是决定高管薪酬高低的重要因素;会计稳健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调节作用并不强,这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中没有考虑会计稳健性因素有关。     

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综述

高管薪酬是公司绩效构成中一个占比很重的因素,对于公司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诸多因素对于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较为系统地评述了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的已有研究成果,其中绝大多数文献将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相关性分为正相关和负相关两类,也进一步阐述了两者关系的影响因素及未来发展方向。     

高管控制权、会计信息透明度与自利行为——来自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透明度是集众多信息内容及信息特征于一体的综合化概念,为了掩饰控制权私利攫取行为,高管有动机通过会计选择行为来操纵公司的真实业绩信息。本文结合国企高管的控制权特征视角,建立"高管控制权与自利动机一审计监督一会计信息透明度"这一理论分析框架,以2005—2009年的所有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经过筛选,最终得到4087个样本观测值,在此基础上就高管控制权、会计信息透明度与自利行为展开实证研究。实证分析发现:(1)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降低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2)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3)高管控制权的增强弱化了外部审计对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正面影响。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度与高管激励研究

文章从委托代理理论和社会责任领域相关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以2007～2008年度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度在高管激励契约中的作用,并考察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高管的薪酬越高。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最终控制人为国有的上市公司,更加重视社会责任履行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社会责任绩效的地位越重要;我们的证据不支持独立董事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研究表明,实践中公司逐渐将社会责任工作融入战略和日常管理,以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制度安排正在形成。     

董事会结构与高管报酬研究——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由于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公司高管人员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获取高额报酬,给股东造成"剩余损失"。对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而言,上市公司同样面临着高管报酬激励的代理冲突问题。董事会是公司重要的内部控制机制,其存在可以影响上市公司的高管报酬。然而,目前国内很少有对高管报酬与董事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为此,以2004年—2006年在深沪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分析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影响。     

对上市公司高管团队薪酬公平性的研究

从微观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公平性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公平性的增加将有利于公司效益的增长。这一结论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相左，但却在微观层次上支持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     

高管激励与创新投入——来自创业板的经验数据

受市场竞争的刺激,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关键在于创新投入。基于2009—2012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这两种激励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结果发现,短期薪酬和长期股权对公司的创新投入起着一定的激励作用,并且这两种激励契约之间的互补关系进一步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因此,创业板企业未来需要构建合理的高管激励契约整合体系,强化股权激励的同时需要稳定薪酬激励。     

企业绩效、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来自国有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具有资产属于全民的属性特点。因此,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不能完全由市场确定,而必须与国情相符。本文选取2013年沪市国有企业49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检验国有企业中企业绩效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企业绩效同时对社会责任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企业绩效同时对社会责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政府干预、政策性负担与高管薪酬激励——基于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从政府干预的角度,以2002—2012年我国A股主板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政府干预对企业造成的政策性负担以及政策性负担如何影响以会计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结果发现：在样本期间,作为政府干预代理变量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冗余雇员规模越小;冗余雇员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使得基于会计业绩的度量评价作用减弱。研究结果表明,因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微观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影响了高管薪酬激励。文章在理论上丰富了政府干预对企业微观影响的研究文献,在实践中对建立市场化的高管薪酬契约具有借鉴作用。     

数据资产与企业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长期发展有赖于对数据资产的管理和运用。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数字化转型、大数据应用等对企业生产效率、市场价值和绩效表现等方面的影响,直接探讨数据资产对企业发展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甚是匮乏。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将数据资产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给出了衡量企业数据资产价值的指标,并利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数据资产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据资产能够显著促进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三种路径实现的。数据资产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制造业、建设有大数据交易平台的地区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地区中效果相对更明显。此外,在第一产业中,数据资产对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呈总体递增趋势。研究结论为企业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视野”,也为加快数字产业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重要启示。     

高管薪酬、企业绩效与社会责任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新疆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薪酬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一大难题。本文基于新疆上市公司2007-2012年数据,研究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企业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之间、上市公司规模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研究仍有待深化。为此笔者就进一步深化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       

战略差异度、女性高管与企业成本粘性——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年～2014年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战略差异度、女性高管与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基于代理问题及对未来的过度乐观预期,管理者会选择和同行之间具有较大差异度的战略,从而引起企业经营业绩的大幅波动,导致成本粘性问题,即战略差异度与成本粘性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战略差异度越高,成本粘性越高;而女性高管对这一关系具有负向的调节作用,女性高管的存在能够显著改善战略差异度对于企业成本结构的负面影响,并且女性高管数量越多,职位越高,这种负向的调节效应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