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

文章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证券业最发达的地区.从国家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探讨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差异性的原因,这种差异性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上海、广东、北京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全国性服务核心.     

中国财富人群空间分布与流动特征

运用经济地理的空间分析方法,以省区为基本区域单元,分析我国财富人群空间分布和空间流动特征。就财富人群空间分布而言,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分布空间扩大而集中度未减以及五地割据三大特征。就财富人群空间流动而言,江浙是最大的财富人群输出地,而北京、上海、广东成为三大财富人群吸纳地。通过财富人群与中国区域经济相关分析得知:财富人群空间分布与中国经济空间格局基本相似。对比分析中国沿海三大经济圈,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是最大的财富人群吸纳地,长三角地区是最大的集聚地和输出地,珠三角地区财富人群外出率最低。     

基于AHP-FCE算法的我国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从经济发展、资源消耗、生态环境、资源循环和社会发展五个方面建立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法（FCE）对我国各地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和阶梯性。另外,以日本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成熟阶段的标杆,对我国各地区的循环经济发展阶段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我国还没有发展处于成熟阶段的地区,只有北京、天津、广东、上海和浙江处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其余各地区均处于初级阶段。     

论我国农村经济政策区域化问题

<正> (一)我国地域辽阔,各区域的自然资源、人口分布、交通地理、经济基础、市场分布和科学文化以及民族习惯、信仰等千差万别,特征各异。农村经济发展也因此而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以辽宁、上海、广东、湖北、云南、甘肃等六个省市,分别代表我国的六个不同地区。其农村经济的基本情况为:农村人口人均耕地,甘肃省比上海、广东多1.5倍,是湖北省的3     

宏观税负、税收结构与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采用1996～2009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数据,对宏观税负、税收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区域宏观税负的不同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一个主要因素;三大地区人均GDP水平对税收政策的结构性冲击存在显著不同的响应模式;流转税、所得税和资源税三大税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同效应。     

“集聚—扩散”视角下中国区域创新极及其知识溢出区位

集聚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技术扩散与知识溢出对区域协同创新和均衡发展愈加重要。基于"集聚—扩散"视角构建包括数据包络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在内的区域创新极识别方法,运用ArcGIS软件刻画知识溢出区位特征,并基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解释框架。研究发现:(1)北京、上海和广东已发育为区域创新极,且北京的创新能极最高,而江苏和浙江已发育成次区域创新极;(2)中国区域知识溢出网络已形成以"北京—上海—广东"为顶点的密集三角形区域,以及以"北京—四川—广东"为顶点的次密集三角形区域;(3)中国区域创新极知识溢出的区位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根植性和空间跃迁性特征,且基本遵循"信任—学习—成本"三维机制驱动的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解释框架。     

西部省区区域发展的战备的调整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区域经济开发空间模式是三大经济带与梯度推移模式，然而这种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使东西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因此有必要对西部省区区域发展战略进行调整。     

世纪之初太原市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选择

本文从区域经济的三大问题:地区主导产业、区域开发模式和区域分工体系入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世纪之初太原市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战略选择,旨在为新世纪太原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     

从资金流向看我国中西部金融发展模式构建

合理的区域划分,是地区比较分析的基本前提。本文采取国家计委在制定“七五”计划时的区域划分,即东部地区是指: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十省、市、区,其余十八个省区为中西部地区。     

风险投资区域分布性研究

作者通过研究美国和中国的风险投资区域分布特点,发现风险投资业的分布具有一定的不均衡性,就我国而言,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几个大省市,这种分布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个地区必须根据本地的特点,制定适宜的政策,全面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业,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发展。     

沿海主要省市高技术产业发展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10省市,覆盖了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主要经济圈,是国内经济总量所占比重最大、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也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最好的地区.在总量规模上,2006年东部沿海地区高技术产业共完成总产值37663.51亿元,占全国的89%,而同期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分别完成总产值2453.66亿元和1972.17亿元,分别仅占全国的6%和5%.     

上海科技发展的现状、问题及趋势

在知识经济到来的今天，科技活动对经济发展所起的核心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它能直接影响一国(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发展后劲及竞争能力。因此，科技的发展对上海未来的发展举足轻重。然而上海的科技发展现状如何，还存在什么问题，本文选取了北京、广东与上海进行对比，它们是我国目前经济实力最强的三个地区，因此存在可比性。同时，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地区进行比较，更能使上海从中发现问题、找到差距。     

CEPA半年盘点：港澳牵手京粤沪 合作呈现新格局

以北京为首的京津塘环渤海圈、以上海为首的长三角和以广州为首的珠三角之间的竞争，一直是中国最热门的经济话题之一。CEPA的实施又为这一话题增加了不少悬念。而这一悬念又都聚焦在一个问题上：CEPA实施半年与三大经济区如何互动，共同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现状分析

本文简介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各种理论及划分方法。在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出发,以北京,广东,湖北,西藏自治区为例,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现状及地域分布特点。     

中国省级公共投资的区域效应:互利共赢还是以邻为壑

文章通过构建VAR模型考察了省级公共投资对就业和产出的动态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区域间公共投资的就业效应更多地表现为以邻为壑;而产出效应则主要体现为互利共赢。在就业效应方面,本地区公共投资对超过半数地区(16/26)的就业产生挤入效应;而区域外公共投资则对多数地区(18/26)的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从公共投资总就业效应看,公共投资促进了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中心的三大就业地带的形成。在产出效应方面,本地区公共投资对17/26的地区的产出产生挤入效应;而区域外公共投资仅对3/26的地区的产出产生挤出效应。     

中国循环经济运行效率的评估与空间差异性研究——基于DEA-ESDA的探索性分析

借助较为前沿的基于理想点决策单元的交叉效率DEA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的循环经济运行效率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采用ESDA探索技术对全国30省份以及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运行效率的空间差异性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循环经济运行效率较高的地区为浙江、北京、广东、福建、江西和上海地区;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循环经济运行效率存在差异,并且三大区域内部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我国循环经济的运行效率在整体上表现出十分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同时,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空间相关性亦存在明显的差异;我国循环经济的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东部,而低值集聚均位于西部地区。同时,三大区域内部的集聚也表现出不同的模式。     

中国汽车制造业产能和产量的地域分布

通过中国汽车制造业在全国主要产能地区的产能分布和产量分布,以及汽车制造业细分行业(整车制造业和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在全国的产值比重图,来刻画当今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区域产业分布和产业布局状况。研究发现,中国汽车制造业产能主要分布在江苏、重庆、湖北、山东、河北、广东、吉林、上海、湖南、浙江,北京、四川等省市,中国汽车工业发达地区集聚明显,主要集聚在吉林、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湖北、重庆、广东等地,并逐渐形成了以这些汽车工业发达地区为中心的产业集群;汽车制造业不同行业区域集聚差异明显,整车制造业产业集聚性较高的地区是吉林、广东、湖北、重庆,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产业主要集聚在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广东;受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汽车消费市场和汽车产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未来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汽车消费的主力。     

世纪之初太原市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战略选择

本文从区域经济的三大问题：地区主导产业、区域开发模式和区域分工体系入手，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世纪之太原市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战略选择，旨在为新世纪太原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     

建设环渤海京津双核经济中心的探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以上海、广东为核心的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中心已经形成,并日益显示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与辐射功能。但是,由于地缘的、历史的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差别．地处北方的环渤海经济中心至今仍未形成。要想改变我国经济“北轻南重”的格局,必须尽快建立北京、天津环渤海双核经济中心。     

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北京

<正> 在普遍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总有一些地区以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成为新的增长点。 80年代,广东充分发挥其特殊的优惠政策、邻近港澳地区的地理位置、遍布世界各地的众多侨胞等优势,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先锋;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拉开了经济大发展的序幕。那么,继广东和上海之后,哪里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个热点呢?我们认为,是北京。北京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且这种潜力已经开始释放,其发展前途不可限量。这种推论来自于对当代经济发展条件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