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双重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刻影响着企业组织架构与业务流程的变革,致使企业员工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就业形势稳定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对就业规模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就业规模;对就业结构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型、服务型、高技能、中等技能员工存在就业创造效应,而对生产型、低技能员工则存在就业替代效应。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生产率及扩大经营范围作用路径影响企业劳动力就业。第三,不同所有制、生命周期、科技属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更为明显。第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具有非线性影响,且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加深,劳动力就业的优化作用不断增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民营能源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进一步影响到民营能源企业的经营绩效与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民营能源企业2012-2021年的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民营能源企业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渠道路径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运营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民营能源企业的绩效增长。就不同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于东部企业、大型企业、成长型企业以及新能源企业,其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对于中西部企业和小型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最差。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一项重大选择,但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资本市场股票错误定价尚不可知。基于沪深A股2014—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传统行业中,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信息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股票错误定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文章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范围,也为抑制股票错误定价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来自COVID-19的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寻求突破的一项重要变革。以新冠疫情为自然实验,基于2019—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韧性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所遭受的负面影响要比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更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现金流压力、提升运营效率和降低企业成本三个方面有效提升企业风险应对能力;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疫情严重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行业的经验证据

以2000—2018年中国工业各行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减排,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工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效率提升效应与合作协同效应,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与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合作,进而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具有行业和区域异质性,低耗能、低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表现为显著负向线性关系,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数字化转型与碳排放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东部地区工业数字化转型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且数字减排效果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递减态势。因此,应着力推动工业生产过程数字技术应用,行业间排放数据共享与传递,建立效率提升与合作协同机制,分阶段、分区域推进工业尤其是高耗能工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为有序实现碳中和提供数字助力。     

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吗

中国传统关系契约信任的非正式制度促使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现象普遍存在,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基于2007—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分析数字化转型与大客户依赖之间关系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地降低客户集中度,减少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该结果在通过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更换变量度量指标和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就作用路径而言,企业竞争力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客户集中度的两个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截面差异发现,在管理层能力较强、高技术行业、市场份额以及外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上述结果不仅丰富了客户集中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有效地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提供经验证据,还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政策以促进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依据。     

多个大股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单一大股东,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概率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而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源是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在从单一大股东模式变为多个大股东模式以及多个大股东越分散的模式中,企业越可能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提供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自股权结构安排的新视角,也为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效应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支撑。     

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与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TOE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后续绩效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并非由单一条件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联动的结果;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有4类,可以归纳为3种模式,即环境驱动型、内外协同型、机会感知型;环境驱动型与机会感知型并不能显著改善企业绩效,内外协同型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结论不仅可以从组态视角丰富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相关研究,而且能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数字技术投资者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挖掘数字技术投资者文本信息,检验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资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投资者通过优化信息环境、提高管理层决策的治理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数字技术关注度较高地区、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技术投资者更偏向于具有数字化转型基础的企业,体现为“逐顶促进”;且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底层技术运用。因此,需要加强培育数字技术投资新生态,强化数字技术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和资金效应作用机制的发挥,在制定相关政策举措时要关注不同地区特征和公司特征下数字技术投资者促进作用的差异性,以提高数字技术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供应链韧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的证据

提升供应链韧性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数据,从供应商配置与存货角度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增加企业存货,多元的供应源与充足的存货储备有助于抵御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塑造供应链韧性。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对外部资源的管控能力和内部资源的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供应链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运用对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最为明显;外部交易成本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打造供应链韧性的效果更显著;同时,数字化的稳链作用更多体现在面临外部信息约束较高的企业。进一步研究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使进口供应链多元化,分散进口供应链风险。本文的研究为推进数字技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     

政府补贴能促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演化博弈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分析

推动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做大做强制造业、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Hotelling模型,构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市场竞争强度下政府补贴力度变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政府补贴能有效激励制造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但只有达到一定的阈值才会发挥作用;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弱化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且对资金能力较弱的制造企业弱化作用更为明显;数字化转型存在的协同效应能有效推动制造企业选择数字化转型策略,但在市场竞争强度较大时,协同效应表现并不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配置决策——来自信息技术型审计师的证据

本文以2011—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息技术型审计师指派视角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师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更可能向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配置具有信息技术专有知识的审计师,并且更加注重技术型审计师的执业经验。经过内生性处理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亦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型审计师配置的积极影响在风险较高和信息需求较大的数字化企业中更明显;同时从事务所内部层级来看,总所更具有向数字化企业配置技术型审计师的比较优势。此外,数字化转型下的技术型审计师配置决策在同行业和同一企业集团中存在溢出效应。本文从技术型审计师层面提供了数字经济时代审计市场人力资源配置调整的新证据,对数字化治理新格局下事务所人力资本的数字素养培育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化转型推动衰退企业反转了吗

为廓清新一代信息技术使用能否助推业绩衰退企业重获市场活力的问题,本文选取中国上市公司年报为研究对象,基于机器学习和文本识别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并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衰退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衰退企业实现业绩反转有积极作用,在采用替换解释变量、重新选取样本区间、考虑时间趋势项、控制更多影响因素等稳健检验方法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经营管理者能力提升及客户过度集中风险降低的内外部因素“协同”对数字化转型驱动衰退企业反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不同的应用情景之下,数字化转型的“业绩反转”效应存在技术维度及企业的异质性。其中,相较于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维度,人工智能及数字化应用的业绩扭转作用更为突出。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市场势力较弱、高管具备海外背景的衰退企业的反转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为厘清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脱困和发挥企业韧性的独特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也为打赢扭亏脱困攻坚战、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新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