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界定

作为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法定原因之一的＂公共利益＂,因其内涵模糊不清、界定主体异化,往往成为达到征收与拆迁目的的＂法器＂。界定公共利益,应首先设定界定标准,同时构建公共利益的评价机制。对于前者,国家须在立法上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同时在实践中注意多种要素的综合考量;对于后者,国家应强调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作用,摒除行政机关的评价,并赋予被征收人、被拆迁人参与评价的权利。     

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公共利益问题的认定

对于我国土地征收(用)中的公共利益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均未作出明确界定,使得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被泛化,严重侵害了征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明确界定和合理把握公共利益问题,必须建立相应程序、遵循相应的原则和标准。     

关于集体土地征收及补偿程序完善的思考

土地征收涉及行政征收权的正当行使和被征地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土地征收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并且要有完善的程序制约。＂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核心要件,建立＂公共利益＂界定和审查机制对规范土地征收意义重大。现有土地征收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被征地者参与并影响土地征收程序保障不力,土地征收程序缺乏事后行政或司法审查监督,建立被征地者有效参与、司法审查监督的土地征收程序是预防和解决土地征收纠纷的关键。     

私有房屋拆迁补偿若干法律问题浅析——兼议国家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房屋拆迁补偿问题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产生并激化,房屋拆迁的本质是国家征收,其作为一种消灭房屋所有权的国家行为,因满足公共利益需要而合法化.通过对房屋拆迁和土地征收制度的基本理论进行阐述,着重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规定以及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认为应从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层面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此外,决定是否拆迁要严格区分公益用地和商业用地,并完善实体与程序保障机制.     

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不完善,存在征地范围过宽,公共利益界定模糊,补偿标准过低和补偿方式单一,征收程序缺乏有效监督和公平裁决的机制,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产权关系模糊等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严格界定和控制公共利益的范围,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明确集体土地产权、在法律上赋予其与国有土地平等的产权地位.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地征收程序研究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迅猛发展,但是我国土地征收程序存在诸多缺陷,如征收前征收目的无具体程序可循,审批机制不健全;征收中,农民的知情权被减化,参与权和话语权被剥夺;征地后,补偿难以实现到位,救济制度滞后。主要原因是“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不明确,政府职能混同,程序违法成本低廉。亟需建立“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改革审批程序,完善公告制度和听证程序,明确补偿费用的分配程序等。     

土地征用中的公共利益界定

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在"公共利益"的认定方面,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特别是由于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甚明确,致使大量土地被私人利益集团攫取。因此,应重新构建我国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标准。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浅论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存在着明显的制度弊端。有必要从土地征用制度设计欠缺公平、宪法立法存在矛盾、公共利益模糊、土地征用正当程序缺失、补偿标准偏低、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等六个方面对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弊端进行了分析，而政府应转变观念，尊重和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建立以市场配置为基础的土地供应制度，还应从公共利益界定、正当法律程序完善以及提高征地补偿门槛等方面对土地征用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     

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法律救济

土地征收补偿纠纷是当前多发的一类典型争议.从土地征收补偿费用总体性质和各组成部分性质的界定着手,按照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确定和落实的程序,依次对纠纷的三个层面,即整体征收补偿纠纷、土地补偿费在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分配纠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间分配土地补偿费纠纷进行针对性分析,讨论法律救济的具体适用.着眼于实践当中的操作性要求,对土地征收补偿程序的立法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城市土地征收、储备、出让改革联动述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土地经历了从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的管理转变,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机制逐步建立,但城镇化的成本支付和土地待遇的公平分配等方面还有待完善,需要更好地发挥城市土地的效用。回顾关于土地征收、储备、出让改革的研究成果,土地征收制度尚存在公共利益界定不明和征地补偿偏低等问题,土地储备制度尚存在运行缺乏统一规范、资金短缺、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等问题,土地出让制度在方式方法、用途管制及出让金的使用分配等方面有待完善。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深化城市土地管理改革,并应强化统筹协调,努力实现各项改革的联动及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应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深化对城市土地管理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尤其要重视和强化对相关改革联动的研究和探索。     

关于公共地役权之私法介入的可行性思考

公共地役权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公共目的,对抗第三人而要求私法财产权人持续承受某种负担的权力,它因所涉公共利益而具有公权的本性。目前,世界各国普遍以单一公法的形式调整之,但却无法充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也不能切实保障私权利益。因此,私法手段的介入是必要和可行的,具体表现在:公法和私法相互融合;与役权制度一脉相承;公权机构服务意识提升;公民私权意识觉醒和提升。     

公共服务的使命与实现——兼论公共服务市场化及其误区

现代公共服务的一般使命包括保障普遍人权、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提供共同的发展条件。上世纪末以来席卷全球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理论及其实践,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启示和借鉴,但其对工具理性的过度崇拜以及根本价值取向的模糊,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民权、社会责任、公共利益等价值量度重新置回行政话语的中心,有助于我们在进行公共服务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避免误区,坚持公共利益信仰和公民本位观点,正视公共服务责任,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基本使命。     

公共利益类型化研究——一种实证分析的研究进路

类型化是立法机关规制公共利益的主要方法,是公共利益多样性、发展性、复杂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从立法技术上将公共利益具体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其能够为公共利益执法和司法提供操作性较强的制度规范。我国学界对公共利益的分类,并没有区分公共利益在不同学科中的不同意义,也没有区分法律中与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意义。同时,这些公共利益的类型划分过分抽象和狭隘,缺乏法律上的可操作性。公共利益类型非常丰富,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非经济利益;不仅包括物质形式的公共利益,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公共利益。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监管理论研究思考

将经济学家关于金融监管的理论解释概括为两种基本的范式:市场失灵范式和政府失灵范式。根据前者,政府之所以介入金融部门、实施金融监管,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领域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而后者对政府实施金融监管的动机和能力提出了质疑,对传统范式下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论进行了反思,提出了金融监管的私人利益论。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厘清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对于经济转轨中的中国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中国特色经济公益诉讼论析

我国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内在地蕴含着法治精神.利益的冲突、社会关系的整合、社会秩序的维持等都有赖于正当、和平的诉求渠道与公正、有效的平衡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利益关系渐趋复杂与多元,公共利益保护的重要性也已日渐凸显.传统的以私益救济为核心理念的制度安排,由于忽视了公共利益保护的维度而正日益受到挑战.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是经济法为担当起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的重任应运而生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保障机制.     

所有权社会化的演变与思考

所有权社会化是近现代民法的一种发展思潮,它是西方社会对所有权神圣与绝对不受限制的反思结果,其主要表现在所有权负义务,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因此,所有权社会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我国物权法对所有权也相应作出了规定,但由于长期以来对个人私有财产保护缺乏明确法律规定,同时公共利益本身又难以明确界定,因此,应当对所有权社会化给予合理限定,以防止其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侵犯。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制定的公共选择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过程实质上是各种利益集团进行公共选择的过程，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意图和行为，这使得最终采纳的政策可能是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博弈后达成的某种契约。由于政策本身的复杂性，某项社会保障政策对于一个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是多重的。     

论我国团体诉讼制度的构建

从公益诉讼入手,通过团体诉讼制度和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比较,我们发现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中存在着一些制度本身设计的不完善与不合理之处,更重要的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在涉及到公益诉讼方面显得无能为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的民主、法治观念的不断加强,社会性团体不断发展与壮大,团体诉讼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论当代隐私伦理的价值取向及其面临的困境

当代中国处于传统伦理哲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伦理哲学交汇的意识形态之中,三者的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通过对中国传统伦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伦理哲学的价值取向的分析,探讨它们之于隐私伦理的相互联系及其在中国社会的样态;通过对网络空间的特点进行分析,探讨隐私伦理在网络社会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