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投入、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高管激励视角，以我国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考察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激励细分为高管薪酬激励以及高管股权激励。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激励在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在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     

高管股权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以西部企业为例

为了探究西部企业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股权结构对两者之间相关关系的影响作用,本文选取2018年—2022年西部地区12个省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证依据。     

创新投入中介视角下的股权激励与财务绩效——基于科技型与非科技型企业的对比研究

文章以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视角切入,分别以科技型和非科技型上市公司为对象,探究股权激励四维度(激励广度、激励深度、核心技术人员激励、高管人员激励)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科技型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四维度均可显著促进财务绩效;除高管股权激励外,激励广度、激励深度和核心技术人员激励均借助创新投入的部分中介效应;在非科技型上市公司中,唯有股权激励范围的扩大可促进财务绩效增长,创新投入在股权激励四维度与财务绩效间未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薪酬差距成因及其对中小板企业业绩的影响

以2011～2016年中小板企业为样本,从薪酬差距成因角度实证检验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能力、高管权力和股权激励程度都会正向影响薪酬差距,高管能力和股权激励形成的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有正向影响,而高管权力形成的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有负向影响。上述研究表明,应有区别地对待不同成因导致的薪酬差距,强化高管能力、股权激励等合理因素在薪酬契约中的作用,限制高管权力等不合理因素对薪酬差距的影响。     

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直是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研究的热点,但从经营风险角度探究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欠缺。文章以2011—2015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了高管股权激励、经营风险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业绩会得到提升;高管得到股权激励后,企业的经营风险会有所增加;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会使企业经营业绩有所提高。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之后发现:经营风险是高管股权激励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经营风险在两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     

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

以2013~2017年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分析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研发投入对上述关系的中介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对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更强。同时,研发投入对商业模式创新和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相对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研发投入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更强。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对企业成长绩效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于民营创业企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提升其成长绩效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治理结构、R&D投入与绩效的逻辑分析——兼议政府补助的作用路径

以2010—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及其稳健性标准误修正模型研究了治理结构、R&D投入与企业绩效三者的逻辑联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持股负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股权制衡度正向影响企业的R&D投入,股权集中度、高管持股水平与R&D投入呈非线性关系;高管股权激励的“利益趋同效应”与“壕沟防御效应”共同调节政府补助对企业R&D投入的作用路径;R&D活动具有滞后效应,负向影响当期的企业绩效,但是对滞后两期的绩效水平有显著正向作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源上解决代理问题,是提高研发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稳健发展的基本路径。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高管股权激励能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吗？

如何激励高管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表现为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有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在年度政策不确定程度更高的样本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样本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更明显的抑制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主要通过激励风险承担和缓和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为在风险回避倾向更高的样本以及融资约束更严重的样本中,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得分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越高,企业的财务业绩和市场业绩也越好。     

高管变更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 2013—2017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视角,在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创新投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高管的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性质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中介效应占比情况,揭示高管变更、内部控制质量与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抑制内部控制质量和企业创新投入,内部控制质量在高管变更影响公司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中起中介效应,不同高管变更类型、变更原因以及企业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内部控制发挥的中介作用是不同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对公司创新投入产生作用的路径,对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创新投入具有实际意义。     

基于强度维度的高管激励与企业价值——高管特征的调节效应

立足于高层梯队理论并结合激励理论,选取2006-2015年上深交所主板公告的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层次回归的分析方法,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和货币薪酬激励强度维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高管特征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薪酬激励强度对企业价值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高管特征在不同的激励机制中表现出显著不同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企业应适当降低高管股权比例,增加货币薪酬激励比重,优化高管团队人员结构,并建立分层激励机制,最终实现激励效果最优。     

高管团队能力特征、股权激励与企业R&D投入——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创新性是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重要特征,而企业R&D投入主要取决于高管团队的能力,什么样的高管团队能力特征有利于企业促进创新研发,通过股权激励能否有效激励高管团队增加研发投入?文章以2012—2017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高管团队学历、任期和专业技术背景三方面能力特征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学历、专业技术背景平均值与R&D投入正相关,高管团队能力特征的异质性均与企业R&D投入负相关,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能影响高管团队能力特征的某些方面并对企业R&D投入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     

我国高新企业高管持股与R&D投入相关性研究

以2006—2008年披露研发支出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上市高新企业的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高管股权激励越大,研发支出越多;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倾向于投入较多的研发费用;公司的负债水平越高,研发支出越少;高成长性的公司有更强的动机投入更多的研发费用来创造成长机会。     

高管薪酬激励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A股市场2008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式并没得到充分的应用,高管股权激励机制有待加强。     

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与企业价值——基于投资者信心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投资者情绪理论,对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R&D投入、投资者信心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选取2011年至2013年中国A股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层次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与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投资者信心在两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R&D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影响投资者信心间接对高新技术企业价值产生影响。     

中小板公司股权集中度、研发投入与公司绩效

文章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2010—2018年中小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企业年报公布的R&D投入等数据,将总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股权集中度作为解释变量、R&D投入作为中介变量,提出假设,建立回归模型并使用统计方法进行验证,旨在为中小板上市公司优化股权结构、合理安排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提供一定的思路。实证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研发投入均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对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没有或较少将R&D投入作为中小板上市公司绩效中介变量的欠缺。     

管理层激励、R&D投入与企业绩效——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管理层激励以及企业财务绩效和市场价值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对国有上市公司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企业市场价值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管理层激励对二者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财务绩效关系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较弱;同时在对企业市场价值(托宾Q值)的研究中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国有上市公司研发强度与企业市场价值关系起到了更加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股权集中度与经理自主权对技术型企业R&D投入的影响效应分析

国内外学者围绕股权集中度与企业R&D活动的关系已做过大量的研究,但至今仍没有定论。而事实上,以经理自主权为中间变量深入分析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之间关系的内在机理,将有助于抓住公司治理的关键因素和关键环节,从而为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以陕西省技术型企业为对象,应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初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技术型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经理自主权的配置有正向影响,而股权集中度正是通过这一正向影响间接对企业R&D投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研究结果,陕西省技术型企业应当在确保对经理有效监督和大股东有效制衡的前提下,稳步推进经理自主权配置水平和企业股权集中度水平,从而有效促进其技术创新活动的动力与有效性。     

高管激励评价、企业特征与成长性

本文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04-2009年间651个样本为例,实证研究了高管激励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成长性与高管年度报酬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提高年度报酬能促进企业成长性,企业成长越好,高管也相应获得了更多的年度报酬,但高管持股能提高企业成长性的证据不足。同时还发现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能显著增加高管年度报酬。     

信贷供给、融资结构及企业升级

信贷供给先影响企业融资结构,进而影响企业升级水平。文章通过研究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结构变化探讨信贷供给的影响效应。采用2006—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信贷供给对企业融资结构影响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信贷供给变化(信贷供给速度和力度的变化)对企业融资结构调整具有显著影响,即信贷紧缩时期,企业会减少债务融资而增加股权融资,反之亦然;同时这种融资结构的调整会影响企业升级,相对股权融资,债务融资的增加对企业升级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进一步从公司治理视角分析融资结构变化对企业升级的影响效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