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中国零售行业的区位因素分析

由于WTO承诺的履行,中国零售业市场呈现出全面开放的格局.外商投资零售企业主要聚集在中国东部地区的一线城市,并开始向其他地区扩张.文章选取了零售市场规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聚集效应、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采用了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对零售行业中外商投资的区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零售行业中,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为地区的个人收入、零售市场发展规模,此外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也会影响外商投资.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外商投资企业的典型调查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问题是当前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通过对北京81家外资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政治和经济稳定是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劳工素质、仿效或领先竞争对手也是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因素;产品运输成本和基础设施也在外商的投资区位选择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政府的激励措施(包括税收优惠)在外商的投资驱动中并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绝对数量连续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目前,FDI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安徽省是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之一,中国东西部经济连接的桥梁和纽带.应该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促进安徽经济增长、进出口贸易和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作用力不大.今后如何吸引外资和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这就要充分发挥经济增长和吸引外资的互动作用,进一步增加政策导向,发挥区位优势,扩大招商引资力度等.     

河南省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分析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分布日渐广泛,由于进入各地区的数量不同,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同,其中,中部的河南更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在今后的引资过程中河南需要从自身优势出发并为吸引外资构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此来带动河南经济的发展。     

新疆外商直接投资(FDI)分析

本文从新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的分析出发,对新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快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新疆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广东省是从1979年开始利用外资的，当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0．31亿美元，是全国最早利用外资的省份。由于广东省地处沿海，毗邻港澳，使其成为我国的一个引资大省。从1990年到2003年广东累计签订外商直接投资项目93063个，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累计达2069．114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累计达1353．65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广东省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极大的促进了广东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广东的就业压力。     

试论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行的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渐进式开放战略．正是由于这种梯度推进式的对外开放政策．再加上经济地理区位和软硬投资环境的差异，导致外资在我国主要集中于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并向内陆地区扩散。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资在我国的地理集中指数明显下降。各省市区外资的来源及外资的产业投向有较大的差异。利用外资越多的地区．外资对GDP增长贡献越显著。     

外资企业在湖北省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分析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看重中国日益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庞大的市场规模、逐渐提高的市场发育水平以及第三产业的集聚经济作用。本文论证了湖北省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这些因素是否起了一定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出了湖北省改善区位优势的新策略。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分析:城市数据

本文以全国2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对象,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本文采用OLS和逐步回归分析方法以及2002年的横截面数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四项区位决定因素包括三种成本因素、三种市场因素、四种集聚因素和四种制度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对各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不明显,而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开发条件以及地方金融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本文的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还表明,就东部地区而言,能源条件和市场规模是较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就中西部地区而言,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开发条件以及地方金融成为较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     

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分析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历经数十年,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竞争激烈,地方政府合作机制缺乏。京津两个实力相当的大城市为争夺政策、资源竞争激烈,缺乏合作动力。京冀、津冀城市间虽然竞争动力小,合作动力大,但由于经济落差巨大,城市衔接不好,导致合作效果不佳。为加快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减少京津地方政府间竞争,建立有效的地方政府合作机制,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京津冀地方政府合作的有效展开。     

京津冀区域能源环境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京津冀区域“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面板数据和DEA-Malmquist及Panel Tobit模型对区域内202个区县的能源环境利用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京津冀区域的纯技术效率最高,规模效率次之,综合效率最低;技术进步变化指数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的主导因素;第三产业占比、经济开放程度对京津冀区域能源环境利用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单位GDP能耗、政府干预、房地产投资对区域能源环境利用效率具有负向影响。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思考

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现实上,这一发展进程确不尽如人意,还存在许多问题,诸如三地的合作机制、发展定位、产业结构分布、发展落差等。通过进一步分析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促进这一进程又好又快发展。     

京津冀合作水源保护林生态效益补偿分摊研究

以京津冀合作水源保护林生态效益补偿分摊问题为研究对象,介绍了京津冀合作水源保护林生态效益补偿的背景和存在的问题,理论分析了水源保护林生态效益补偿分摊的必要性,构建了京津冀合作水源保护林生态效益补偿分摊核算指标体系,并对京津冀合作背景下的京冀合作水源保护林项目一期工程中的潮白河水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京冀合作水源保护林的生态效益具有外溢效益,即受水区存在正外部性,应由受水区和水源区共同分摊。可以计算出受水区向水源区进行生态效益补偿时其补偿标准的上限。受水区和水源区对京冀合作水源保护林项目的生态补偿分摊系数应是动态变化的。     

论京津冀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区域经济会起到重要的调整和引导作用。京津冀地区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和优势,也面临一些障碍,因此需要对产业发展布局进行整体部署,通过产业分工和集聚形成产业带,以各地现有优势为基础,进行资源整合,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巨大合力,以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发展中的作用。     

东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竞争对地区福利效应的影响

本文利用博弈分析,说明了东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竞争对地区福利效应的影响。东西部地区为吸引FD I到本地投资,推出各自的优惠政策,导致相互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地区福利的损失。为此,本文提出,各地区应建立相互协调机制,或者中央政府应制定政策,避免地区之间的竞争,使高质量外资和低质量外资分别流入到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这样,外资流入会带来整个地区福利最大。     

谈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障碍与改进

京津冀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规划中一直以来都是重点,该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一跃变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由于京津冀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专业人才辈出、科技水平先进,是我国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流。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区域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分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障碍,从构建经济系统、发展金融、一体化构想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改进措施。     

中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FDI) 税收政策的比较

本文从税收政策角度考察了中印两国在吸引FDI方面的类似与不同,指出,中国除实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还应在双重征税免除协定的签订以及产业、技术和地区引导等方面加强努力,以提供一个公平的税收环境。     

日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提高经济活力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并制定和实施了专门的计划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加大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力度,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也在不断增加。尽管在日本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和流入量不平衡以及流入量相对较少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但是,逐渐增加的对日直接投资还是给东道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除了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等经营资源流入以外,在振兴地方经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力和解决雇佣问题等方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北京FDI与高技术产业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地区的FDI(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迅猛增长,为了探讨FDI对于北京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增长究竞有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在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市FDI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利用1997—2007年的有关数据,根据协整理论,对北京市FDI与高技术产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和检验。结果表明,北京市FDI与高技术产业增长之间存在长、短期稳定的正向关系:FDI对北京高技术产业增长的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