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制造业“稳外资”: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已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不可忽视因素，而加快促进外资新企业进入是实现制造业“稳外资”的重要目标。基于外资新企业进入视角，在利用工商注册数据对外资活动进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文章试图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外资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外资新企业进入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程度与其面临的贸易风险敞口相关；贸易政策不确定通过实物期权效应与制度摩擦效应，降低中国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数量与规模；(2)当外资企业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较小或契约密集度较大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合资型、研发型外资新企业进入的影响较小；(4)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与地方营商环境改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外资新企业进入的抑制作用将会显著弱化。文章结论将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实现中国制造业“稳外资”目标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策略选择与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基于中国-东盟《框架协议》的准自然实验

多产品企业产品种类调整有助于实现企业内资源优化配置。文章匹配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与WITS关税数据,以中国-东盟《框架协议》签署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探究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框架协议》签署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使中国多产品企业显著增加出口产品种类,与Bernard et al.(2011)基于美加自由贸易区的研究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主要原因在于东盟市场与北美市场的规模、产品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采取不同竞争策略的多产品企业出口种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采取质量竞争策略的多产品企业比采取数量竞争策略的多产品企业在《框架协议》签署的外生冲击下,增加更多的出口产品种类。此外,《框架协议》签署对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更大的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框架协议》签署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增加的影响主要通过创新效应发生作用,而学习效应没有显著的作用。以上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该研究为中国实施...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融资行为与多元化经营策略

基于 2003-2018 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多元化经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多元化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小型企业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另外,货币和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也都与企业多元化经营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机制分析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不利于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具体地,相较于股权融资,企业债权融资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中介因素,并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中,这种关系依然存在。研究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对企业经营策略选择具有现实意义。     

反倾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出口

贸易摩擦和保护主义频发加剧了贸易不确定性。本文试图从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这一新视角阐述微观企业如何应对不利冲击以实现高质量出口。基于全球反倾销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匹配得到的2000-2008年样本数据,利用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本文对TPU如何影响多产品企业高质量出口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TPU提高,会倒逼企业升级出口产品质量,考虑逆向因果等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结果依然稳健。②企业内产品转换是TPU倒逼出口企业产品质量升级的主要作用机制。③异质性分析发现,加工贸易、外资企业、资本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中,这一倒逼效应更显著。在国际价值链断裂加剧贸易不确定性的新形势下,本文对于深刻理解TPU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趋同行为

文章以2003-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显著增强企业投资趋同行为,该影响效应在信息优势企业有所减弱,在资产不可逆程度较高企业有所增强。分行业检验发现,在管制性行业以及景气度较低行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趋同行为的影响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实体投资趋同性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化,特别是在行业实体投资总体趋于放缓的情况下,企业金融化现象更加严重。该研究为宏观经济波动下企业投资趋同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物流保险是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助推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使广西物流企业迎来大发展的春天。但是，由于风险具有客观性、偶然性、损害性、不确定性和可变性，使得物流企业的经营稳定受到严重挑战。通过物流保险转嫁物流企业经营风险，必将成为物流企业进行风险管理最有效的手段。     

自愿性战略合作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经营风险

基于 2007-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战略框架协议公告”，采用文本分析法，实证检验上市公司战略合作信息披露质量对经营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战略合作信息披露质量与上市公司经营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即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经营风险越低。（2）进一步分析战略合作信息质量对经营风险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战略合作信息披露质量越低，则代理成本越高，企业经营效率越低，最终提高企业经营风险。（3）战略合作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微观方面，对于管理越规范、CEO 越集权与公司内控质量越好的公司，战略合作信息披露质量越能降低公司经营风险；在宏观方面，对于持股比例越高，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公司，战略合作信息披露质量越能降低公司经营风险。研究为上市公司提高战略合作信息披露质量从而降低经营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为上市民营公司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经营绩效提供了相关的政策参考。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跨国供应链风险、成因及发展趋势

运用网络分析法分析近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跨国供应链因外部冲击而遭受的风险，研究发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是跨国供应链内的高风险主体，其中进口风险与出口风险之间呈高度不对称，且上游与中游产品进口风险超过下游产品。主要成因来自中间品贸易网络形态内在的脆弱性以及中国在关键品贸易中的网络地位，在现阶段集成电路产业全球价值链形态与中国企业的贸易依存态势下，上述风险对于中国企业构成的潜在影响仍将持续，应以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大循环与加强东亚区域合作为方向作相应的政策调整。     

贸易摩擦、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研发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文章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年报数据,通过文本分析构建企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数,从微观层面揭示了不同企业在感知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后作出的异质化研发决策。论文发现,感知到贸易环境中不确定性的上升会促使企业提升研发强度,这一效果主要体现在高科技行业。其中,企业去金融化与争取政府补贴是最主要的影响机制,为了获取税收优惠而人为调整会计科目造成的研发强度提升并不能形成真正的研发成果,因而不利于企业抵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受美国对华关税加征的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上市企业研发强度显著提升,受影响企业正在努力开拓自主创新之路。     

服务贸易自由化、行业数字发展水平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基于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2014～2018年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和考察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而行业的数字化则强化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正向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行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降低企业中间品成本、压缩管理费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来讲，服务贸易开放和行业数字发展水平对经营时间长、规模大、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助推作用更为明显；从区域特征异质性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处于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外商投资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服务化进程的正向效应更为强烈。     

企业金融化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选取2013—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企业金融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总投资及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会显著抑制创新研发投入,特别是探索式创新研发投入,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而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抑制效应。研究结论对抑制企业“脱实向虚”现象、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贯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在一体化经济和军民融合的新时代背景下,研究国防支出对经济贸易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中国近三十年来国防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的国防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对外贸易能够促进国防支出增加且对外进口贸易对其影响增幅较大。同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中国要稳步增加国防支出、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加大产业科研投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集成电路上市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5—2019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59家上市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产出数据,在技术创新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利用Tobit模型对中国集成电路上市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集成电路上市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总体处于低水平阶段,且呈下降趋势;知识生产效率明显高于成果转化效率,成果转化效率低是造成技术创新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政府补助、R&D人员投入强度、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规模4个指标负向影响技术创新效率;金融支持力度正向促进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盈利能力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较小。在此基础上,为促进中国集成电路上市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提出了针对性改进建议。     

非公有企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经过多年的改革,非公有企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蓬勃的动力。绿色经济是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产业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与非公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我国非公有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的资源条件、经济环境,研究了非公有企业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及促进方式——发展绿色产业的产业链、帮助培养绿色科技人才并提供发展机遇与渠道、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环境技术进步、吸引投资者对绿色项目进行投资、助力政府的绿色政策制度。通过对于促进作用的分析找出仍需加强的内容并给出相关建议——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协调性需加强、科技人才的管理方式需要创新、非公有企业监管存在漏洞、绿色创新质量及创新氛围尚待加强。     

北京市中小企业经营环境评估

我国中小企业的不断壮大为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仍存在市场竞争压力大、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以北京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市场、政策法律、金融服务和创新发展四个维度构建指标评价体系，通过2013-2017年北京市中小企业各指标对其经营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价。研究发现，近年来北京市中小企业经营环境逐年优化，但整体水平仍待提高，未来发展重点在于完善政策扶持、优化融资环境和推动创新发展。     

Input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Export Duration of Products: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framework into trade policy evaluation and reassesses China's trade liberalization through the survival of export products. We us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China's dual trade system to desig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customs import and export, and tariff data over the period of 2000–2006; we then use survival analysis to study the impacts of China's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the export duration of manufacturing firms’ products. We find that the substantial reduction in import tariffs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nhances the export duration of firm products, indicating that trade liberalization ameliorates the survival of export products. The promotion effects of tariff reduction on export duration are obviously stronger for core products than for noncore products.     

环境不确定性、管理者能力与商业信用融资

选取201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并探究管理者能力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商业信用融资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减少公司的商业信用融资，而管理者能力可以有效缓解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研究结果对企业缓解商业信用融资约束，以及相关部门规范商业信用市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Does China＇s Huge External Surplus Imply an Undervalued Renminbi？

A pegged exchange rate regime has been pivotal to China's export-led development strategy. However, its huge trade surpluses and massive build up of international reserves have been matched by large deficits for major trading partners, creating acute policy concerns abroad, especially in the USA. This paper provides a straightforward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effect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on its own trade balance and that of trading partners in the context of discrepant economic growth rates. It shows how pegging the exchange rate when output is outstripping expenditure induces China's trade surpluses and counterpart deficits for its trading partners. An important corollary is that given its strictly regulated capital account, China's persistently large surpluses imply a significantly undervalued renminbi, which should gradually become more flexible.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中国对重要8国投资面板数据的分析

以2010—2019年中国对8个重要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数据作为面板数据,根据引力模型,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会抑制投资母国对该国的投资,而投资母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促进母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后提出相适应的投资母国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2006—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中国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FDI的参与度会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FDI集聚性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产生;而外资零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表现为FDI效率性行业内溢出效应.此外,企业规模在中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