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竞争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中国银保监会金融许可证信息数据,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和Heckman模型实证考察了银行竞争对家庭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银行竞争能促进家庭创业,并提高创业收入,该结论在处理样本选择和内生性后依旧成立。此外,银行竞争对农村地区家庭创业选择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城镇地区和高学历家庭的创业收入提升作用并不显著。银行竞争能使家庭获得更多银行贷款,进而促进创业。上述结果表明：我国应鼓励银行业适度竞争,并适当降低贷款门槛,进而鼓励家庭选择创业,增加家庭收入,推动经济发展。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新型城镇化对推进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的数据，探究了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家庭微观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能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尤其对物质富裕维度的影响最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消费水平和创业活跃度等路径影响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对东、西部地区的共同富裕存在促进作用，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新型城镇化存在“马太效应”,对共同富裕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推动作用越强。基于上述结论，探讨了新型城镇化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方向。     

数字化能力、家庭收入、家庭消费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基于CFPS数据

随着居民数字化能力与收入水平的提升,数字化消费方式对家庭消费产生重大影响。文章基于CFP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能力显著促进家庭消费,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异质性检验显示：数字化能力对家庭享受型消费的影响仅在农村家庭中显著,数字化能力在促进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中城镇比农村更显著;数字化能力明显促进中老年户主家庭的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     

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户家庭增收

基于CSS数据库中7031户农户家庭收入问卷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O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显著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在更换变量、选用工具变量法估计等检验后，该结论仍旧稳健。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发现，东中部地区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正向检验，而西部地区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各环节生产服务外包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表现出“劳动密集型环节>技术密集型环节>劳动技术兼具型环节”的特征。据此，应持续健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模式、强化农村人力资本优势、实施地区与环节差异化策略，提升农户采用农业生产服务外包水平，以实现农户家庭增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吗北大核心

以2011~2018年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且对非国有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因此,应当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改善地区制度信用环境、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论我国东部地区财产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

针对我国产寿险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选取2007年东部地区截面数据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保险意识和前期赔付支出与东部地区财产保险需求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前期赔付支出与财产保险需求相关性最大,固定资产投资则与东部地区保险需求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金融普惠和京津冀城镇居民失业——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在京津冀地区,金融普惠城镇居民比非金融普惠城镇居民失业概率显著下降了1.7%。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普惠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显著超出非金融普惠城镇居民19.7%,金融普惠城镇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显著超出非金融普惠家庭5.61倍。因此,金融普惠可以通过提高城镇居民人力资本的途径降低城镇居民失业水平。因此,应当在京津冀地区推行金融普惠,增加城镇家庭教育或培训支出,提高城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从而降低城镇居民失业水平。     

大病保险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基于农村大病保险试点特征的实证研究

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农民创业有助于农村就业与农民增收,探索农民创业的阻碍因素及其政策支持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2016年数据,使用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大病保险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农村大病保险使农民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显著增加5.8%。并且与农村基本医疗保险相比,具有补充性质的大病保险政策更为显著地推动了农民创业。稳健性分析发现,以未试点城市作为虚假处理组以及考虑政策实际执行日期滞后性的情形下,实证结果仍然具有可靠性。机制分析表明,农村大病保险显著提高了医疗费用的实际补偿水平,能有效化解潜在的疾病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大病保险对中西部地区、中高收入、中青年、社区有银行网点等样本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大病保险对农民创业活动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生存型创业,而对机会型创业并没有发挥作用。为更好地推动农民创业,应进一步完善大病保险政策,并优化创业支持政策。     

人力资本对提升城市创新力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考察了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创新力的提高，并且这一结论在利用高校扩招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扩大科研相关行业从业人员规模以及激发城市创业活力两种途径促进城市创新力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力水平的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行政级别较高的一级城市表现得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区域异质性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更换实证模型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对西部与东北地区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应显著增强。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资源分配方式。     

收入差距、按揭融资约束与房价周期波动

运用2005-2019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国总体和城市分组两个层面考察了居民收入差距对房价的影响机制,以及按揭融资约束和房价上涨预期等因素对这一机制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促进房价上涨。在按揭融资约束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房价的影响更为显著。房价上涨预期显著推动房价上涨,且房价上涨预期越高,收入差距扩大对房价上涨的作用越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城市,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房价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推动房价上涨,但在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这种作用不具统计显著性。     

中国家庭“尊老”与“爱幼”消费差异性分析

目前中国少儿消费和老年消费存在较大不均衡,少儿人口对居民消费率的作用显著大于老年人口。本文从家庭层面分析“尊老”与“爱幼”消费的差异性,并从“需求异质性”和“选择偏差”两个角度解释该差异的来源。使用中国CFPS数据,检验得出子女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显著大于老人;通过进一步对比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区域和城乡家庭的情况,发现家庭和社会的“选择偏差”是目前“尊老”与“爱幼”消费差异的重要来源,并且该差异随着家庭收入、消费环境的改善会得到缓解。     

数字普惠金融对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理念掀起了全民创业的浪潮，众创空间作为新时代服务大众的创新创业平台发展迅速。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指标衡量体系并运用熵权法计算众创空间发展水平，结合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众创空间发展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众创空间的发展，其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众创空间发展影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众创空间发展。     

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经验的借鉴

发展中国家对金融支持方法的差异性、倾斜性特点,对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贫富差距的效果较明显。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支持经验对我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贫富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家庭旅游消费——来自“高铁县”的经验证据

科学评估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于微观家庭福利变化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匹配2012～2018年县域高铁开通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县域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本地家庭的旅游行为，相较于“非高铁县”的家庭而言，“高铁县”家庭的平均旅游出行概率和旅游消费金额均明显更高，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不变。机制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带动效应主要通过改善出行条件、增加出行人次、扩大出行半径，以及促进家庭就业和收入增长等渠道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闲暇时间更充裕的家庭而言，高铁开通对其旅游消费的提升作用更强，高铁也更促进了家庭的短期污染规避行为。本文从微观视角研究了“高铁时代”的旅游经济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助力国内大循环提供经验证据。     

商业健康保险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商业健康保险对促进消费升级、维护经济平稳运行起到关键的作用，但是大多数研究没有深度剖析商业健康保险对不同消费层次的影响。基于此背景，采用2017、2019年CHF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不同结构消费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健康保险对发展和享受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从城乡、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的家庭进行比较，发现商业健康保险主要促进城市高收入以及中西部家庭消费，但是并没有降低预防性储蓄率。因此，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不仅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带动内需，还可以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     

数字经济与女性就业——基于性别就业差异视角

近年来女性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就业市场性别歧视现象有待解决。本文使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女性整体就业以及不同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女性整体就业,对女性从事非农业工作、第二职业或副业均有提升作用;相比男性,数字经济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有效缓解了性别就业差异和收入差距;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在个人层面能提升女性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地区层面能提高地方公共财政支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促进女性就业。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解决女性就业难题并缩小性别就业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研究

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测算2011—2020年省级层面资本配置扭曲程度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降低资本配置扭曲,但相较于农业资本配置扭曲,数字普惠金融降低非农业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强银行业竞争进而降低资本配置扭曲;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都有助于降低资本配置扭曲,但普惠金融深度对农业资本配置扭曲的影响不显著;地区金融发展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降低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就越好。因此,可以通过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提升农村地区资本配置能力和促进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切实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城乡资本配置扭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