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支出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安江流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实践地。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为新安江上游黄山市带来巨大的综合效益,但同时在财政资金方面也存在收支鸿沟。对此,通过选取2011—2018年黄山市7个县（区）的生态补偿资金数据,使用超效率DEA-Malmquist模型分析了黄山市生态补偿资金支出效率的动态变化,并基于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探析生态补偿财政资金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安江流域黄山市的生态补偿财政资金支出效率以2014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后期支出效率明显高于前期;从空间角度可以将黄山市7个县（区）的资金使用效率划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影响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财政资金支出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市场参与率和产业结构,其中,市场参与率越高补偿资金使用效率越高,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例越高支出效率越高。     

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研究

我国现有的流域生态补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的研究,对交易费用的研究较少。流域生态补偿交易费用直接影响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效率,进而影响人们保护水资源的积极性。通过对流域生态补偿中交易费用内容的界定、影响因素的分析以及各部分交易成本的分析计量可以看出,要降低流域生态补偿的交易费用,必须在补偿模式的选择以及协议制定的过程中尽量降低监测的次数和纠纷发生的次数。     

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关键技术

系统梳理了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研究成果,分析了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与流域内生态补偿的不同特点,包括调水工程对水源流域和受水区的影响、水源流域上下游与受水区的补偿关系、调水给水源流域下游带来的损失等。调水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多源于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包括成本与机会损失法、支付意愿法、价值损失法、生态足迹法等,考虑受水区用水量、水资源价值、支付意愿等因素对补偿量进行分担。由于调水对水源流域和受水区影响的复杂性,且调水工程布局向网络化发展,提出需要研究解决的关键技术:一是调水对水源流域和受水区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影响的定量评价技术;二是调水给水源流域上下游带来成本与损失的测算方法;三是调水给受水区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测算方法;四是系统考虑水源流域上游保护成本和下游损失及受水区效益,构建调水补偿关系和标准测算模型;五是对于网络化调水格局下补偿主体与对象的复杂关系,研发适用的补偿原理和标准测算技术。     

流域生态补偿的内涵及其体系

为了构建合理而有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从法学的角度探讨了流域生态补偿的内涵和体系:从流域的概念、流域生态补偿的范围、流域生态补偿的主体、流域生态补偿的惩罚性机制等4方面阐述了流域生态补偿的内涵;从流域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体系、流域生态补偿的转移支付体系和流域生态补偿的管理体系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流域生态补偿体系.     

不同流域生态补偿模式的交易费用比较

流域生态补偿中的交易费用是衡量补偿机制运作效率的重要指标。现阶段流域生态补偿的模式主要包括政府补偿模式、市场模式和准市场模式3种,不同补偿模式下又有多种形式。通过对不同模式下交易费用的内容进行界定和比较可以发现:不同的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下的交易费用存在部分相同计量内容,但不同模式下由于效率不同,其大小也是不同的。现阶段,准市场模式下单位交易费用取得的效果较好,即这一模式更有效率。流域生态补偿模式的选择应当适应外部社会环境和流域实际情况。     

基于排污权的流域水生态补偿标准测算——以安徽省淮河流域为例

淮河流域是典型的中国式跨界流域,在分析流域生态补偿的内涵、理论基础、补偿标准的确定及补偿途径等核心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排污权交易的跨界流域混合式生态补偿标准测算计量模型。选取安徽省境内淮河流域流经的8个主要城市2000—2014年人均GDP及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利用stata软件进行分析归纳与处理,最终确定生态补偿标准。     

“多主体协同”对流域生态补偿运行绩效的影响研究

研究目的：探讨“多主体协同”对流域生态补偿运行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厘清流域生态补偿运行绩效提升的内在逻辑,为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1）主体关系、协同态度对流域生态补偿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协同能力对流域生态补偿的生态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侧面反映出现阶段流域生态补偿运行绩效仍不尽人意。（3）主体关系是影响流域生态补偿运行绩效的关键变量,在协同态度、协同能力对运行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参与者决策是否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高质量关系主要受沟通、信任及公平的影响。（4）多群组分析结果显示,高质量的主体关系更能提高受益区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积极性,进而提升流域生态补偿的社会效应。研究结论：为发挥“多主体协同”在提升流域生态补偿运行绩效方面的积极作用,需重视加强异质性主体对共同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期待与信心,提高各主体生态保护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优化利益相关者间关系质量。     

基于水量分配的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以小清河流域为例

目的]水量分配和生态补偿是我国流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模块,有助于解决水资源利用冲突,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方法]以小清河流域为例,将两者进行有效衔接,采用AHP法和熵值法进行科学分水的基础上,根据应分水量分摊上游的保护成本,结合各区域的实际用水和节水贡献进行调整,按照逐级补偿方式,测算流域各区域的水量综合补偿额。[结果]按照公平、效率、可持续的原则,2016年小清河上游至下游各区域的水量分配额分别为:滨州邹平7 350.03万m~3、淄博6 568.84万m~3、滨州博兴4 411.18万m~3、东营9 620.53万m~3、潍坊6 649.42万m~3;济南作为上游水源地为整条流域供水获得补偿2.66亿元,滨州邹平段因水量维护贡献突出、正外部效益外溢获得补偿2.020 2亿元,淄博、滨州博兴、东营和潍坊段则因其超量用水各需支付22.59万元、1.33亿元、1.11亿元和2.27亿元。[结论]小清河下游地区应增强水量维护意识,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转型升级,减少用水量。此外,今后应探索多元化的补偿资金来源,提高用水效率,实现流域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实践、问题及对策

分析13个省份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结合已有流域补偿标准核算方法,探讨补偿标准的具体条款。研究发现: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具有滞后性,较多地单向集中于上游向下游的污染损害补偿,补偿标准相对单一。提出应实现补偿标准动态化,实施互动双向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核算方法,推进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统一等建议。     

中西部地区大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为进一步提高我国中西部地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利用拓展能值模型核算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分析双维度机制分类框架机制类型,依据补偿方补偿意愿确定流域政府及其上级政府的补偿额分摊支付比例,并以汾河流域忻州段-太原段为例验证该机制的可行性。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不协调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当地大型流域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加大了当地流域生态保护难度,应以生态价值为核心确定补偿标准,在流域政府补偿上级政府补差型机制下尽快设立专项资金并合理分摊支付补偿额,保障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地。     

流域合作治污与环保宣传动态协调策略

为提高流域环境治理效果并完善跨行政区流域环境管理机制,采用多主体微分博弈方法,以投入污染治理成本的上游地方政府和进行环保宣传的下游地方政府组成的流域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上、下游地方政府治污减排与环保宣传的合作问题。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的补贴政策和地方政府间的生态补偿政策可以有效提升流域环境治理,但提升效果受到地方政府的边际收益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科学合理的分配契约可使补偿方与受偿方利益平衡,有利于提高各利益主体进行合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可以根据不同的博弈策略和收益分配协议,制定差异化的补贴方案,以更好地提升流域环境治理效果。     

干旱区流域地下水生态调节与监测预警研究

[目的]干旱区流域地下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具有紧密的响应关系。塔里木河流域是我国典型的干旱荒漠区,研究地下水对生态的调节功能以及对地下水的监测预警,对干旱区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方法]根据流域地下水自动监测系统的长期监测,研究选取塔里木河上游阿拉尔、新渠满,中游英巴扎,下游恰拉、阿拉干共5个断面31眼监测井进行地下水位检测。[结果]监测显示,塔里木河流域上、中游的地下水位良好,下游地下水位较低,生态环境脆弱;地下水位最低值与最高值一般均出现在7~9月,对生态环境具有强烈的影响。[结论]根据对塔里木河流域地下水位的监测预警,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塔里木河流域地下水,要处理好流域地下水开发、保护与生产、生态用水之间的关系,提高用水效率,禁止开荒扩大生产,严格管理地下水开采,保护好地下水水质,加大对流域下游的生态输水,逐步恢复下游生态环境。     

流域生态补偿下农村污水治理机制研究——基于黄山市实践的考察

基于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下的黄山市农村污水治理实践,分析总结了其现状以及机制层面存在的问题。以流域生态补偿为视角,考虑各地流域生态补偿和农村污水治理的差异性,从管理制度、补偿模式、考核指标、技术标准等方面,提出具体优化调整措施:完善组织实施、技术引导和专业监管,运用市场机制推进PPP项目、推行收费制和采用因素分配法分配资金,确定分层次评价和权重分配,以及优先保证污水资源化利用,保证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建立完备的污水收集系统技术标准等。     

干旱区塔里木河流域地下水资源统筹管理研究

地下水资源是流域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干旱区生态环境的命脉。塔里木河流域地下水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悲剧"特征,存在地表水与地下水管理分割、统筹协调不足等问题。流域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处于相对失控状态,地下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造成部分地区河道断流、湖泊水位下降,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根据存在的问题,文章分别从完善流域与区域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法规体系,完善源流与干流地下水资源管理体制,建立地下水库与地表水统筹调度模式,建立流域地下水与地表水资源统筹管理模式等方面提出了管理对策,以期促进塔里木河流域可持续发展。     

居民生态补偿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设计调查问卷,对哈尔滨市居民随机调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以此分析影响居民生态补偿意愿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影响居民生态补偿意愿的因素有学历、家庭收入、对生态补偿以及生态重要性的认知程度,而且学历和家庭收入有双向关系,学历对居民的生态补偿及生态重要性的认知程度有正向影响。因此,提出提高人们的文化程度以提升居民的生态补偿意愿;加大生态补偿的宣传力度,从而增强居民的生态补偿意识等建议。     

湿地补水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在湿地补水的社会实践中,湿地补水生态补偿成为解决相关地区之间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有效方式。对湿地补水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规范研究和实证分析,并从补水方案、湿地补水补偿关系、生态补偿标准、生态补偿方式和分担分配等四个主要方面对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从法规体系、资金保障、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和协商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湿地补水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发达国家草原生态补偿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目的]草原生态补偿对维护草原生态安全,推动草畜平衡,促进农牧民增收和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达国家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措施和实践经验,对促进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制度和政策的不断完善,实现草原保护与利用平衡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方法]文章梳理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部分欧盟国家在草原生态补偿方面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实践,总结分析共性特点,借鉴有益部分提出我国草原生态补偿的建议。[结果]为促进草原生态安全,同时保障农牧生产者的利益,发达国家主要从资金、技术、市场（保险、税收）等方面开展了草原生态补偿,具有长期性、完善性、弹性和差异性、协调性、多元化、联合性、严格性等特点。[结论]针对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内容措施和标准较为单一（缺乏灵活性）、保障机制不健全、监管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从发达国家经验中,得到提升法治地位、科学确定生态补偿制度、构建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和加强科技支持、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等对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发展有益的启示。     

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影响因素及补偿标准研究——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目的]探究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的受偿水平并对其补偿标准进行精确测度有助于制定合理的补贴政策,以最大效用地推动农村居民的生态消费。[方法]文章基于江西省658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样本选择模型分析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以节能灯具为例）的受偿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并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其补偿标准。[结果]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受资源禀赋、生态认知和政策感知等因素共同影响;测算出农村居民生态产品购买受偿水平的动态调整区间为32.79～36.36元,政府支持农村居民购买生态产品的最优受偿率应为20%。[结论]（1）高度重视农村居民资源禀赋对其受偿水平的影响,加强农村居民资源禀赋积累;（2）提高农村居民对生态产品的认知,强化生态产品政策宣传;（3）建立管控与激励相结合的生态补偿制度,科学确定生态补偿标准。     

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创造的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管理模式优化研究——以深莞茅洲河流域水环境治理项目为例

在全国大力发展生态文明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对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效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产品价值创造视角下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更加关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而传统的流域综合治理项目在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如协同治理的缺失、源头治理的忽视、施工效率的低下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生态产品价值挖掘的充分性与高效性。文章基于系统均衡理论,以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所开展的深莞茅洲河流域水环境治理项目为例,总结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管理模式经验,并提出科学顶层设计、完善实施路径、创新项目实施模式三个维度的优化措施,助力流域提高生态产品供给量,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流域综合治理目标。以生态产品价值创造的视角研究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效益,进一步深化了流域综合治理理论的发展,为全国流域综合治理提供可参考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