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界定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已经屡见不鲜,97刑法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将这种形式的犯罪从诈骗罪中抽出单独列为合同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合同诈骗犯罪与利用合同进行民事欺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通过两个案例探讨了合同诈骗犯罪的定性问题,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欺诈的民事赔偿问题研究

众所周知，证券市场是信用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公众信用是证券市场发展的支柱，如何保证和促进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与信任是各国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前进路上的一大难题。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因为监管与规范的不够完善，内幕交易、会计信息欺诈等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违规违法行为大量存在。维护市场信用，法治证券市场已成为燃眉之急。一、 会计信息欺诈的认定民法对欺诈的定义是：在民事行为中一方当事人故意隐瞒有关真实情况或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使对方做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行为要构成…     

金融诈骗的刑法防范与调控

以往司法机关和金融机构在处理金融诈骗案件时，多倾向于作为经济纠纷处理。由于经济制裁手段的滞后性及缓和性，结果往往是赢了官司却无法挽回损失，但如果从刑法的角度来防范和调控金融诈骗案件，就可能会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但金融诈骗罪的成立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应该根据客观情况以综合考量。     

金融诈骗“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困境的成因分析与推定的完善

以推定的方法来克服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难的困境,无疑是必要并且明智的选择。     

保险欺诈主体的构成与法律责任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保险欺诈事件时有发生,且呈快速上升趋势,严重侵害了保险人和广大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阻碍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为基础的新科技发展,有效提升了不同行业之间数据的共享程度和识别水平,助力保险业增强反欺诈能力.与此同时,科技手段的进步也给保险欺诈实施者带来了便利,...     

切实加强对证券欺诈行为的监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中国证券市场的欺诈行为主要分为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欺诈客户和虚假陈述四种。内幕交易是指证券市场中掌握内幕信息的人,为获取利益或减少损失,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财务欺诈

财务欺诈已经成为学术界及实务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以我国2007-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将机构投资者划分为交易型与稳定型的基础上,从异质性视角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财务欺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财务欺诈行为负相关;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相比,稳定型机构投资者对公司财务欺诈行为的抑制作用...     

论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推定

所有金融诈骗罪的共同点是都需要以客观推定主观,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要件。不同点在于对“非法占有”的界定,对不同的金融诈骗所要求的推定之“基础事实”也应不同,但均应具备推定的常态联系性和可反驳性。在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间具有常态联系的基础上,允许并保障被告人的反驳权,如果其不能提供证据或提供的证据不能使法官对待证事实产生任何合理怀疑,方能认定推定成立。     

论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兼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同编》第353条第3款

违约方能否解除合同的问题在理论上有争议也有共识,其关键在于具体条件和程序的设计。《合同编草案》第353条第3款规定的不能履行与目的不达的双重构造模式既无比较法依据,又与我国既有规则相悖,且易造成适用的混乱,不能履行的单独构造不能解决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主要争议情形问题,唯有目的不达的单独构造能消解上述问题。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不符合权利滥用要件,但因其构成合同僵局而违反效率价值;解除权人不行使解除权只满足显失公平客观要件,故其表述应当修改。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限制符合违约方解除合同的特殊性,相比通知解除,其有利于公正、有效地解决相关争议。     

从要件识别到变量评估： 刑事司法如何破解“定性难题”

“法律先于法学”的事实意味着负责罪责评价的人类道德直觉是刑法最初的立法依据,而刑法学理论回避解码道德直觉,选择了“填充犯罪分类表”的捷径,虽有刑法教义作补充,但终究没能揭示刑法的底层逻辑。罪责评价的绝对尺度是犯罪的预期损失,因此定罪量刑需要考虑破案率、作案成功率等决定刑罚威慑水平和犯罪预期损失的各种变量。以变量评估取代要件识别,可以有效应对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定性难题。     

论网络金融欺诈犯罪的刑事规制研究

网络金融欺诈犯罪是网络信息技术与现代金融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未来金融业务发展的目标模式之一,网络金融交易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但金融手段的更新给传统的刑事法律制度带来了严峻挑战。刑法作为重要的部门法,通过构建网络金融欺诈犯罪的刑事法律体系,维护金融交易的有序进行。     

商业秘密刑事条款与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衔接

近年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秘密条款被频繁修订,《刑法》中有关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条款和司法解释却没有随之更新。侵犯商业秘密罪应如何适用,两法如何衔接,成为当下的严峻问题。新《反不正当竞争法》改变了商业秘密的定义,增补了行为方式,《刑法》尚能应对,但侵犯商业秘密罪“重大损失”的标准过低,必须通过特别规定来解决。形式上有多种可能性,内容上要把握慎刑和谦抑原则,在划清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边界时要正确把握刑法的独立品格。具体说来,由于商业秘密涉及国家安全,要对有涉外因素的行为加重刑罚;对不同行为方式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质和量的区分,并与侵犯财产罪严格区分。另外,侵犯商业秘密的入罪标准“重大损失”过于单一、认定困难,建议增加“其他严重情节”。     

我国《民法典（草案）》中附随义务体系之重构——以中、德附随义务学说溯源为视角

《民法典（草案）》合同编面临如何解释及定位附随义务的问题。基于现有立法与审判实践不一致的问题,急待厘清该义务与给付义务、债务人过错及合同外行为义务间的关系。有学者呼吁采纳德国保护义务理论,但须深入理解中、德对应学说的联系与区别。德国法上的附随义务理论脱胎于积极违约,成熟于保护义务理论,出现了义务独立化、归责标准客观化和责任性质法定化的倾向。而中国法上的附随义务为域外学说与本国立法的结合产物,存在学说概念与立法文义背离,过错原则难以统一及缔约与履约阶段责任割裂等问题。我国不妨在解释论层面抛弃附随义务概念,代以广义的未约定义务,从而构建更宽泛的契约义务,避免一刀切的归责原则以及减少契约与侵权间的二元对立。     

论刑法拟制的本质、正当性及应有类型

刑法拟制的本质是对法律效果的拟制,是对A类型的事实适用A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评价,但适用B罪的罪名和法定刑定罪量刑——既不是对事实要素的假定而将A类型的事实认定为B类型的事实,也不是为B罪创设一种新的犯罪构成。除了窝藏赃物型抢劫罪等少数条款具有拟制的正当性之外,其他拟制条款均不具有正当性,应当尽快废除。根据条文规定的明确程度以及可解释为注意规定的余地大小,可以将刑法学界通常所认为的刑法拟制划分为明文规定的拟制、比较明显的拟制、形似的拟制、解释的拟制四种类型,由于大多数“拟制”条款都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实质正义和责任主义等问题,因而应当将形似的拟制和解释的拟制解释为注意规定,以尽量缩小刑法拟制的条款范围。     

人民币升值预期与贸易差额：2003~2009年

通过选取2003~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我国贸易差额的影响因素,并对我国贸易项下的非法资金流动规模进行估算。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和国外市场需求变动之后,我国贸易差额与人民币升值预期之间的相关关系非常显著;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非法资金流入和国外市场需求的变动可以解释我国的贸易差额;在剔除贸易项下非法资金流动和国外市场需求的影响之后,我国贸易差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Understanding the police response to fraud: the challenges in configuring a response to a low-priority crime on the rise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e comparative lack of priority fraud receives from government and law enforcement in the UK compared to other serious offences, as well as shortcomings in the overall approach to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light of changes aimed at addressing these limitations. It incorporates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police forces, as well as a local survey of police personnel in three forces supplemented by interview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ituation has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Many police officers interviewed did not feel that the police response in their own area was effective, and that their colleagues often lacked the appropriate skill sets needed. Moreover, forces were not confident they were recruiting the right people to tackle fraud. The paper has important lessons for policing internationally.     

民间借贷、高利贷与非法发放贷款疑难问题探究——兼对“非法发放贷款”人罪观点之批驳

“高利贷”作为一个被批判的词语在市场经济中只是一个俗语,但何谓高利贷并不明确;实际上高利贷处于民间借贷(高级阶段)和非法发放贷款(初级阶段)两者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容易混淆的是民间借贷与非法发放贷款两者之间,其区别主要在于性质和属性不同,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和非业务性,非法发放贷款与之相反.有学者主张对非法发放贷款(高级形式的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但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在取证上非常困难,且社会危害性并不严重以及在认定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上尚存争议;另外,一旦将其入罪将会导致罪责刑失衡,因而需等司法解释明确后再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