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推进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和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数字普惠金融深化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从基层实践看,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提升低收入群体和农业产业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可得性和有效性,对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强化银行乡村金融服务能力具有积极作用.但乡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升,面临银...     

互联网助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问题与对策思考

我国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经济水平落后、金融资源匮乏、信贷水平低、金融服务可得性差等一系列金融问题,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打破农村金融排斥、降低准入门槛、推进农村普惠金融提供了有效的路径。论文结合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互联网技术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势,并针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在我国农村地区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对策。     

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防止返贫吗？——基于微观家庭多维贫困脆弱性的视角

将金融健康纳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包括可得性、使用性和健康性三个维度的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多维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探究普惠金融防止返贫的作用。结果表明：首先,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分维度指数均与多维贫困脆弱性显著负相关;其次,机制检验表明,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水平及其不确定性;再次,普惠金融减缓多维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在农村比在城镇更明显,在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更明显;继次,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可得性的作用整体呈下降趋势,使用性和健康性的作用整体呈上升趋势;最后,分不同金融服务和产品来看,银行存贷款、养老保险和商业性保险防止返贫的作用明显。     

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乡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为检验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程度,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微观匹配数据,考察区域数字金融发展对乡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区域数字金融及其子维度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但惠及的重点人群是相对贫困线以上的农户,而相对贫困户受益面不足,现阶段无法显著缓解相对贫困.对其机制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金融业务的替代,仅显著促进了相对贫困线以上农户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促进了这部分农户使用数字金融以实现增收;进一步地,相对贫困户难以获得数字金融服务的主要障碍因素并不是技术层面的数字鸿沟,即网络基础设施滞后,而主要源于相对贫困户因受教育水平所限导致金融素养较低而形成的参与门槛较高.对此,建议提升农户的教育水平和金融素养,推进农村金融数字化进程,促进其与传统金融融合发展以提升相对贫困农户的数字金融参与.     

普惠金融发展如何缓解贫困?——一个文献评述

近年来,普惠金融发展对减缓贫困的作用备受学界关注。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普惠金融发展减缓贫困的理论和实证文献。理论研究发现,服务贫困人群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减缓贫困,普惠金融通过影响消费和收入实现减贫。实证研究则证实了普惠金融发展是减缓贫困的有效途径,其主要路径有三条:缓解贫困人群的信贷约束,提高贫困人群的收入水平;提升经济增长水平,发挥经济增长对贫困人群的溢出效应;扩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促使贫困人群更好地利用金融服务。已有文献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减缓贫困面临着政策环境有待优化、激励机制有待完善、部分金融机构存在目标偏离等诸多问题,并从强化金融宣传教育、政府部门加大政府扶持、借助技术优势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未来可进一步探索普惠金融减贫的微观机制、影响因素、配套条件。     

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

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相对贫困成为我国当前乃至未来较长时间内需要解决的重点议题。本文基于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中山大学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及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这一影响是通过减少流动人口家庭在本地的社会参与实现的。家庭人力资本水平低、社会保险缺乏加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户籍、流入东部地区、金融监管较弱地区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较大。为缓解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流动人口家庭相对贫困，应加强金融市场监管，营造健康安全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努力缩小数字鸿沟，提升流动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深化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参与度。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基于2012-2016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匹配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决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的创业意愿,而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信息约束和金融知识约束来实现。同时,相对于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和农村中的高教育水平家庭,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城市中的低教育水平家庭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杜晓山:普惠金融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正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日前撰文称,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或服务目标群体是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应使这些弱势群体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适宜的存款、贷款、汇款、保险和直接融资等各类金融服务。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广度和深度)、可得性(各种需求可获得)、满意度(服务质量和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不过,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现已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服务覆盖面较广、移动互联网     

普惠金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作用、问题与建议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初期的关键任务,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不断加强相对贫困治理。普惠金融可以打破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资本禀赋束缚,提升脱贫人口的金融资源获得能力,促使其内生发展,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具有重要作用。要坚持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理念,完善农村地区软硬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数字化与熟人社会相结合的金融信息获取机制,多层次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数字金融、家庭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兼论多维“鸿沟”的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并降低家庭脆弱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本文从相对收入及脆弱性视角考察了数字金融的增收效应及其微观作用机理,并分析了多维“鸿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尤其是使用深度的提升,有利于提升家庭相对收入水平、降低脆弱性。微观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家庭金融可得性和使用性,并促进潜在投资行为和就业创业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虽然体现了普惠特征,但并未明显打破空间限制,对城镇等发达地区及具有数字设备、受过金融教育等家庭的相对收入及脆弱性展现出更强的作用;对贫困户、无数字设备等家庭的相对收入作用不显著,充分体现了破除多维“鸿沟”的紧迫性。本文为进一步优化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降低家庭脆弱性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因此而加剧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来考察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贫困户可借助数字金融平滑生存型消费和积累发展型要素,但效果并不显著,而非贫困户在有效利用数字金融功能防范风险、平滑消费、积累要素的同时,还能休闲娱乐,数字金融发展的马太效应明显;不同数字金融产品的马太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数字征信的效应最大,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次之;数字金融发展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对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明显。本文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未来数字金融缩小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深化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内涵辨析

普惠金融实质上更多表现为农村普惠金融,这决定了农村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推动农村普惠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按照商业化可持续发展原则,激励金融机构创新符 合弱势群体金融需求、成本适度的金融产品。普惠金融和扶贫金融的服务对象虽然都是弱势群 体,但扶贫金融更加关注较为贫困的弱势群体,决定了前者具有商业性金融属性,后者具有政 策性金融属性。但鉴于普惠金融和扶贫金融的金融属性,不能寄望于通过发挥两者作用推动所 有弱势群体尤其是极度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和发展壮大。     

空间视角下的普惠金融与农村减贫增收——机制探讨与实证检验

“脱贫攻坚”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重要任务,金融减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空间视角下分析了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减贫增收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效应,并基于2005—2017年中国省级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的扶贫增收效果。结果发现:我国各地区间的农村扶贫增收绩效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与依赖性;普惠金融发展对本地区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应该继续加强普惠金融发展,并重视地区间普惠金融减贫合作与政策互通的深化。     

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

本文从县域和省际两个层面,采用OLS最小二乘法和DID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普惠金融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初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种效应仅在集中连片特困区显著,受资源倾向性配置的效率损失、农贷的“精英俘获”以及金融知识匮乏的影响,银行服务包容性的提高没有反映出明显的益贫性;在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中介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对金融资本扭曲配置行为加以约束,纠正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的负面效应;银行、保险等正规金融机构忽视弱势群体的资源配置结构是导致包容性金融体系无法实现减贫的根源。因此,兼顾广泛包容、特定配比和商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才能扭转正规金融机构现有效率和公平皆损的局面;构建信息化普惠金融体系,能够克服正规金融机构高门槛、服务成本高以及逆向选择等问题,成为对社会帕累托最优的政策框架选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减缓贫困。     

巴西代理银行制度实践及启示

本文在对巴西代理银行发展现状、监管立法以及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作为一种不通过分支机构提供银行服务的运营模式,代理银行制度具有低成本拓展金融覆盖率和提高农村资金可得性的优势。巴西代理银行制度为我国弥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Finance,law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India

Using state-level data from India over the period 1983–2005, this paper shows a strong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pth (as measured by credit volume) and rural poverty. Instrumental variable regressions suggest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s robust to endogeneity biases. Furthermore, financial deepening has a bigger impact on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than outreach (as measured by branch penetration). We find suggestive evidence that financial deepening reduced poverty rates especially among self-employed in the rural areas and also supported an inter-state migration trend from rural areas into the tertiary sector in urban areas, consistent with financial deepening being driven by credit to the tertiary sector.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financial deepening contributed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rural areas by foster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ducing geographic-sectoral migration.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How doe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ffect migrants'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Existing studies focus more on the benefit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raising people's income, and boosting consumption, but have relatively ignore the widespread existence of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mong different groups in China and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it produces. This study first adds learning costs to the traditional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firming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migrants has an inverted U-shape, as the level of digital inclus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creases, the intentions of the migrants to settle down first rises and then falls. Empirical results support this finding. A further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economic dividends and learning cost associated with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underpins such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 Moreover, individual endow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learning cos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 is more obvious for rural migrants with relatively inferior endowment. Finally, we also find that education can mitigate this negative effect by reducing the related learning costs. This study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that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migran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insufficient endowments face greater migration costs.     

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的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基于政策协同视角,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实证考察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减贫效应发挥的财政政策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有利于减贫,但部分贫困县域的减贫效应并不显著;非贫困地区的农村金融减贫效应明显高于贫困地区;贫困地区财政政策显著抑制了农村金融减贫效应的发挥,且贫困程度越深的县域,抑制作用越大,即两者尚未形成有效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