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项流行病学研究

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对人们的经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使用流行病学方法识别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这在控制了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经济条件、对样本进行反复清洗以及使用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的检验中都是稳健的.(2)选取文庙建庙时长和到山东曲阜的距离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依然表明儒家文化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3)异质性分析表明,儒家文化显著地提高了"自雇"型创业和低教育组劳动力创业的概率,而对"雇主"型创业和高教育组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外来文化的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文化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促进效应.上述结论说明,弘扬优秀的儒家文化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与发展,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     

择善而从还是逾淮之橘:官员“西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独具特色的党政干部任职制度下地方官员存在广泛的异地任职的情况,形成了府际间的政策学习与模仿,使得发展优势地区的成功经验借由官员异地任职得以扩散推广。本文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运用高阶理论、政策扩散理论将官员“西进”任职与城市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投资带动、重复建设两个维度着重探讨官员异地任职与政策扩散的运行逻辑,分析官员“西进”任职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原因。再将手工整理核对地级市官员异地任职、挂职、再教育经历数据库与城市宏观经济数据相匹配,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边际效应分析对官员“西进”任职与城市发展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官员“西进”任职对城市GDP起到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官员“西进”任职不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城市蔓延扩张建设会进一步放大官员“西进”任职对城市短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以及对发展效率的负向作用。     

晋升激励与房价非线性波动

文章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基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视角,探讨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强调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通过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影响房价;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东部和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对中部、西部和非大中城市地区的房价影响不显著。2013年取消GDP政绩考核目标后,有效缓解了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房价的扭曲。本文的研究启示在于：应明晰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财力配置,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在绩效考核中取消GDP指标并引入民生、环保和居民满意度等指标;完善融资平台与士地融资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科学合理制定土地价格,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2010年:聚焦房地产市场泡沫

2009年10月以来,中国70个城市房价环比增长加速,10月为0.7%、11月为1.2%、12月预计1%以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城市居民、社会各界纷纷表示房价太高、难以承受,房价问题已成为社会各阶层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钱随官走:地方官员与地区间的资金流动

本文检验了地方官员对地区间资金流动的作用。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大额支付系统的数据,在匹配省委书记个体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官员政治关联地区即出生地、第一工作地和来源地的资金是否会跟随官员流动,并进一步检验了官员异质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非任职年份,在官员任职期间,其出生地和来源地的资金会更多地流入任职地区,存在"钱随官走"的现象,但第一工作地的资金未显著增加。而政治关联强度越大的地区,"钱随官走"的效应也越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基于情感和理性的平衡,这一效应还会因官员的任期、年龄及来源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本文的结果表明地方官员与资金流动的关系可能是源于官员情感与理性的平衡。本文的结论为完善我国地方官员治理及深化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官员"跨务型"交流与任职绩效——来自审计官员地方主政经历的经验证据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任职,尤其是多务型官员与单务型官员之间的"跨务型"交流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任职绩效,是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本文以省级审计官员的交流任职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具有地方主政经历的审计官员的审计监督效果,来探讨多务型官员向单务型官员交流任职对任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官员的地方主政经历能够促进政府审计发现问题,并...     

浅析政府在房地产问题界定中的误区及其应然态度——基于公共政策问题界定视角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应对房价过快增长的政策不断出台。然而,这些政策＂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房价的增长。针对这一问题,有必要从政策过程的最初阶段——政策问题的界定阶段来探讨有关政府房地产政策的失效问题,并认清政府在此问题界定中存在＂住房是纯粹的私人物品＂等三个误区。当前,大力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真正让渡利益才是政府针对房价调控的应然态度。     

房价上涨与地区人均人力资本——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基于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的实际人均人力资本数据,以系统GMM和差分GMM方法分析了房价上涨对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理论分析显示,地区房价水平较低时,房价上涨会显著提高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而地区房价水平较高时,房价继续上涨则会降低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主要实证结果发现,城市化水平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提高能够显著提升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但房地产开发实际投资额增加没能显著提高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最后文章针对政府管控房价、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提出政策建议.     

地区偏袒下的市场整合

分割的国内市场与高速的经济增长是中国转轨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现有研究将之归因于制度性的政府行为,而忽视了政府集体行动背后的官员偏好。本文从地方官员个体的地区偏袒角度探讨了非制度性因素对市场整合的影响。我们利用各地区的商品价格差异度量了市场整合程度,基于关联地的信息构造了地区偏袒的度量,研究发现:(1)与非关联地相比,官员会对其关联地实施更弱的市场分割策略,平均下降7个百分点,存在地区偏袒的市场整合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这种效应更多体现在官员出生地、母校、下乡等成长关联地上;而在第一工作地、来源地等工作关联地并不明显。(3)这种效应仅出现在那些可流动的商品中,也因官员任期、辖区市场分割动机以及官员对关联地偏袒动机而异。本文的结论发现官员地区偏袒具有整合区域间市场的功能,这说明充分发挥官员异地交流作用可能是低制度成本整合市场的可行措施。     

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实际税负——来自制造业上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9—2015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实证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对辖区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该影响对处于东部地区企业的实际税负影响更为显著,对国有企业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实际税负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本文探索官员晋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机制,揭示了税收征管强度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此阐释了地方官员晋升所带来的税收征管变化,以期为中国未来的税制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6年初至2009年末我国货币政策变化频繁为背景,根据货币政策影响房价的渠道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点,考察了我国主要的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即广义货币供应量、房地产业贷款以及贷款实际利率三者对我国房价的作用。通过协整分析、脉冲响应模型的检验,得出广义货币供给量这一政策工具与房价的关系显著,在贷款中,房地产业个人消费贷款对房价的影响较大,而轻度的利率调整难以影响房价,且显著的政策调整也存在5个月左右的时滞。     

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性调整

本文旨在考察地方官员在中央调整经济结构时的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当中央可信地从做大蛋糕转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将采取偏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地方官员会策略性调整经济增长目标;当调结构政策受惠面足够大时,发达地区官员会选择相对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在实证上,本文采用2001—2012年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所报告的增长目标和1996—2015年间五年规划所规划的增长目标,发现增长目标主导着省际差距的变动;当中央大规模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后,发达省份开始相对放缓辖区增长目标。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为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所呈现出的新现象——东部经济增长放缓、省际经济差距缩小、中央实施偏向内陆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一种解释。     

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房地产价格关系的实证分析

过去15年中,很多国家都经历了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的周期,且同期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基于1999年1季度至2013年3季度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实际信贷增长率对实际房价增长率起重要影响,解释了34%的房价增长;而国际资本流动指标解释变量的加入,仅使回归方程的调整R2系数提高了4个百分点。但在2003年1季度至2013年3季度的子样本中,实际信贷增长率仅解释了27%的房价增长;而国际资本流动指标解释变量的加入,却使回归方程的调整R2系数提高了10个百分点。至此可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质疑资本管制政策作为反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合理性的论调是片面的,至少不适用于中国。在我国放开资本项目管制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资本外流可能导致房产价格泡沫破灭并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尤其应该慎重对待其他投资资本账户的开放。资本管制政策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经济的大国是毋庸置疑的。     

官员特征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

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研究只见政府不见官员,但政府行为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官员行为,官员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主体。本文以2001-2009年期间A股发生募资变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官员年龄、学历、任期等特征对地方国企募资变更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年龄越小、学历越低,地方国企募资变更几率越大;随着任期的增加,募资变更几率呈现倒U型变化;官员年龄越小或学历越低的官员任期接近4年时,募资变更几率更大。并且官员特征对募资变更的影响因不同来源、任职地区以及国企产权对应的行政级别而异。本文从募资变更视角将政府"掠夺之手"研究拓展到官员个人层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官员个体差异在企业微观行为中的影响,也对近年的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     

晋升激励、土地财政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

笔者依据1978年~2011年中部六省面板数据分析了晋升激励对中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晋升激励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正向的互动关系;土地财政降低了经济增长绩效,而官员晋升激励通过土地财政的传导作用,抑制了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这表明晋升激励和土地财政是近年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根源。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经济分析 ——来自中国19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地方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主政官员的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0年间中国16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官员年龄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本地任职、接受过党校教育、有工程师职称的官员更有利于城市环境治理;②官员特征对环境治理绩效分解指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③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官员个体差异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可以为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性建议。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现有文献忽视了其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在理论上,我们讨论了多种地方官员更替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机制,强调省长、省委书记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在实证上,我们采用1979—2006年间我国29个省区的官员更替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的地方官员的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官员更替主要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对如何现实省区经济平稳增长的理解。     

地方主官更替与城市空间增长——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政府决策对经济活动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决策者,各市域主政官员的更替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和空间增长。基于2000—2013年250个地级市数据,研究了地方主官对城市空间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地方主官更替年份比非更替年份的城市空间增长率平均低2个百分点;地方主官在更替1年后对城市空间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会使城市空间增长提高1.5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显示,东部地区地方主官更替年份空间增长波动较大,东北和中部次之,西部保持均衡;大城市和小城市地方主官更替对空间增长波动的影响较中等城市大。(2)地方主官通过土地出让和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空间增长。主官更替的年份城市土地出让面积会显著下降,而后土地出让面积增加;地方主官更替年份对基础设施的影响不显著,在更替后的两年显著为正。上级决策者要采取相关政策,避免官员换届更替带来的城市增长波动。     

地方官员更替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更替成为一种常态,现有文献忽视了其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在理论上,我们讨论了多种地方官员更替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的机制,强调省长、省委书记更替会对辖区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在实证上,我们采用1979—2006年间我国29个省区的官员更替样本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省长省委书记更替对辖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因地方官员更替频率、更替的地方官员的年龄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官员更替主要影响辖区的短期经济增长波动,并非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增进对如何现实省区经济平稳增长的理解。     

中国地价、利率与房价的关联性研究

本文在梳理有关利率、地价以及房价之间关系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房价的形成机制,特别是地价和利率在其中的作用。通过理论分析,我们认为利率变化会同时对房屋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而房价变化则取决于两种影响的强弱对比;地价和房价之间会相互影响,土地政策通过影响地价进而对房价产生影响。利用全国1999-2007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中国的实际利率与房价呈负相关关系,近年来较低的实际利率水平刺激了房价的上涨,而房价和地价呈正相关关系且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此外,过去的政策因素对房价和地价的影响不容忽视。实证结果表明严控土地供给的政策是推动地价上涨的重要外生因素,而扩张性的信贷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房价的上涨。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政策改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