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合同的法律救济

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活动方式越来越普遍的适用于行政管理,然而行政合同制度在我国法律上却未得到确立。合同制度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其救济上,优化我国合同救济制度需在法律上确认行政合同制度,并通过完善行政合同的司法外救济途径与司法救济途径来实现。     

浅论中国行政救济制度及改革

我国行政救济因起步较晚,存在一定缺陷,不符合当代法制建设的发展要求。通过对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行政救济制度比较,发现我国行政救济范围狭小,救济制度审级不够严格等一些问题。所以我国的行政救济应该扩大救济范围,独立司法机构财政和人事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等一些措施入手,完善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     

论股东表决权的保障规则

为保证股东表决权的行使,各国公司法高度重视表决权的保障规则.表决权的保障规则包括股东会的召集规则和司法救济规则.本文以公司契约理论为视角,召集规则的意义在于减少代理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司法救济规则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司参与者基于交易成本而自愿作出的理性选择.     

论行政指导的司法救济

行政指导在我国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与宪政理念和价值是相冲突的,也与"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公理相悖。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行政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对行政指导提供司法救济不仅有必要,而且具有可行性,关键是要确立切实可行的行政指导行为司法审查规则。法院对行政指导进行司法审查,除了适用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则之外,还应适用一些特殊的规则,即审查范围、原告资格、审查标准、调解的适用和判决形式等方面的规则。     

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探析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违法或不当,致使权益受损时,如何保护公民权益,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目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行政行为的争议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前者是行政诉讼,后者为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在寻求救济途径时候,应该怎样选择才能真正实现对自己的权益的保护,是本文思路的出发点。     

论行政指导的司法救济

行政指导在我国被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与宪政理念和价值是相冲突的,也与“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公理相悖。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行政法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对行政指导提供司法救济不仅有必要,而且具有可行性,关键是要确立切实可行的行政指导行为司法审查规则。 法院对行政指导进行司法审查,除了适用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则之外,还应适用一些特殊的规则,即审查范围、原告资格、审查标准、调解的适用和判决形式等方面的规则。     

消防行政补偿制度现状及对策探讨

消防行政补偿制度作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但目前仍然存在诸多不尽合理之处;分别从立法、补偿主体、补偿范围、补偿标准等方面较为全面的分析了消防行政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存在的问题,从制度立法、补偿原则以及司法救济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消防行政补偿制度的相关对策。     

行政诉讼范围的法律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几年来，大量的违法行政行为，由于有了行政诉讼而被制止在萌芽状态，或被纠正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诉讼作为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手段，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一些存在的问题也相继显现出来。     

特许经营下的国家补偿——从南京长江二桥限行谈起

特许经营协议作为行政契约的一种,基于其本身行政性的特质准予行政主体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单方面变更契约,而不构成违约,无须承担违约责任。但特许经营协议的行政性给予私主体以寻求公法救济开拓了一方空间。首以公法信赖保护原则可以推导出国家补偿的正当性,同时,美国与德国的征收制度的借鉴可以更好地维护特许经营协议私主体的合法权益。     

论我国反行政性垄断的司法救济机制

行政性垄断是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虽然我国《反垄断法》设专章对行政性垄断行为进行了规范,但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仍有大量行政性垄断出现,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带来了极大的障碍。为更好地贯彻实施《反垄断法》,笔者认为,我国应建立健全以诉讼救济制度为主导的反行政垄断司法救济机制。     

知识产权的司法救济及行政保护研究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必须掌握先进的知识才能成为经济强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就是为知识的发展进步提供保障,也必然成为衡量各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自加入WTO后,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当前司法行政的重点内容。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采取司法救济及行政保护的"双轨制"模式,本研究旨在分析"双轨制"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其完善措施。     

我国现阶段行政复议过程研究：以卫生领域为例

国家行政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依据相关法律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才保持了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秩序。进入20世纪以来，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不断深入，随着行政权的不断膨胀以及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导致行政纠纷案件不断涌现，尤其￡卫生领域。行政争议不可能自生自灭、化解于无形。然而，由于社会事务的日益复杂多变，传统的法院诉讼途径已不能满足解决现代行政救济的需要。经验证明，只要行政机关的裁决不排除司法的审查，既能够保障裁决的效率又能保障裁决的公正性。行政复议就是这样一种裁决行政争议的活动，在行政法学上一般称这种由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第三方运用国家行政职权，依据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解决行政争议的活动为行政司法。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是行政救济的重要制度。本文正是着眼于发生在卫生领域的行政复议案例，探究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运行过程和机制。     

最佳行政理论在检验检疫行政管理难题中的应用

一、行政实务对最佳行政理论的召唤 自大陆法系行政法从法国发端到上个世纪中叶,传统行政法虽日趋完善和精密,但其关注的焦点却从未离开过行政权力的控制和救济,其唯一的任务也仅在于对合法性的追求.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性地来描述我国行政法运行模式:职权法定原则是基础,行政行为形式论是核心,程序控权是保障,司法审查和权利救济是最终落脚点.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施行,一个以司法审查为中心,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力从而保障民众权利为主线的行政法学体系得以确立.     

导游行为失范引发的法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导游行为失范已经成为旅游业界和广大公民面临的毒瘤,其行为表现在迫购、辱骂游客等几个方面;文章从香港导游骂死大陆客、云南导游持刀威胁等几个引发广泛争议的案例出发,经过问卷调查和实践调研,发现导游行为失范的原因可以归纳为恶性市场竞争、行业潜规则、质监不到位等几个方面;并就其引发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关系做了剖析,最后尝试性的提出了规制对策构想:第一,立法指引旅游行业一体化管理、明确质监部门职责、增加违法成本;第二,加强行政与社会监督;第三完善行业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等救济制度.     

试论行政诉讼法的独特性

由于行政诉讼法不同于行政法的调整方法,其调整的行政诉讼关系也不同于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同时,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和法律救济不同于行政法中的"行政司法监督"和"行政法律救荆".因此,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性,行政诉讼法的这种独特性有利于建立行政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也有利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更有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实施.     

论商业秘密民事救济与行政救济的定位与衔接

在商业秘密侵权救济中,商业秘密权利人可以要求民事救济、行政救济和刑事救济,TRIPS协议和国外立法中对商业秘密侵权救济模式也有相应的立法例,笔者试图从这些侵权救济模式出发,分析商业秘密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中的法律问题,包括国外行政救济的有限性和我国的主要实践、行政救济的主体和管辖、不足与完善,商业秘密民事诉讼主体的确定和管辖问题。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商业秘密侵权责任模式的界限,需要注意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竞合以及行政、民事案件审理的交叉和协调,确立以民事救济为主导的救济模式,发挥行政救济的补充作用,完善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的定位和衔接。     

利益平衡视角下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研究

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承载着权利救济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使命,从诉讼程序末端影响诉讼制度的运作。随着司法实践不断发展,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制度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均存在一些不能使判决达到一种利益平衡状态的问题。我们必须在将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明确的同时,将个人利益纳入行政确认违法判决的利益衡量之中,真正达到解决行政行为违法引起的利益冲突问题。     

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其中司法作为一切社会秩序的最终法律保障手段,可以在知识产权产生争议或遭受侵犯,甚至出现了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时,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涉及知识产权的行政审查、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等司法途径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极其必要的有效途径。     

论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警告的救济

2012年1月10日《祉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但通篇却没有规定如社区矫正人员不服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给予的警告决定应如何救济，通过本文的阐述，认为不服警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以此保护社区矫正人员的合法权利，并能对抗司法行政机关在执行刑罚时所拥有和使用的公权力，防止此公权力的膨胀与向恶。     

评析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吉林制药公司散装阿司匹林反倾销司法审查案

本文涉及美国商务部指控来自中国散装阿司匹林倾销案中,美国商务部向海关做出的清算指令是否合法问题。本文分析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此案的司法审查。依据法院的判决报告,分析了司法审查的标准、司法管辖权问题、商务部指令的合法性以及救济方式的合理性等问题。本案表明了法院判决对美国行政机关(如商务部)的效力问题,对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为我国出口企业对美国反倾销裁决提出司法审查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