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部门垂直专业化与国内技术含量的关系研究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关于垂直专业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计算了中国19个工业部门在1992～2003年期间的国内销售产品和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结果发现各行业的两个垂直专业化的平均比率都在1～10%之间,且数值比较接近,绝大多数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高。此外,本文还计算了分行业的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并通过计量检验考察了它与垂直专业化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工业行业的产品国内技术含量越低,其垂直专业化程度越高。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和调整成本——基于技术含量的分类

本文首次在产业内贸易运用Lall（2001）的技术含量分类标准，分别测算北美自由贸易区静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GL）和动态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MIIT）。结果显示：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对经济水平差异大的美墨两国和经济水平相似的美加两国的影响不同。二是GL贸易调整成本和边际产业内贸易调整成本两者不一致。三是美加之间贸易调整总体上小于美墨之间的贸易调整成本。     

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基于出口最终品全部技术含量与国内技术含量的跨国比较

垂直化分工的发展使得一国出口品中包含的全部技术含量并不等于其实际生产部分的技术含量。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法分离了进口中间品的技术含量得到产品国内生产部分的技术含量。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出口最终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低于全部技术含量;尽管中国出口最终品所含的全部技术含量与国内技术含量不断增加,但国内技术含量的增长速度低于全部技术含量;中国出口最终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增长速度慢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尽管中国正在出口更多的高技术产品,但中国出口的高技术最终品的国内技术含量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并没有提高。     

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影响的研究北大核心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充分发挥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是建设贸易强国的内在需求。文章基于2001～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数据，构建企业层面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指标，检验了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进口机器人应用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且该结论通过了对被解释变量进行缩尾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进口机器人应用对交通运输、电子通信及医药行业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口机器人应用通过生产工艺优化效应、进口中间品节约效应以及国内中间品扩张效应提高了企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因此，优先发展应用于生产环节的机器人产业，加强机器人应用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完善机器人产业配套体系是加快贸易强国建设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     

产业集聚、贸易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省际的证据

文章基于Melitz理论模型,通过引入产业集聚变量,分析了贸易开放与贸易封闭条件下产业集聚对均衡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对不同贸易开放条件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以及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具体渠道（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与一国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在我国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有贸易开放的门槛效应的存在,只有在贸易开放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产业集聚才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在不同省际间,不但产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大小有所差异,其具体作用渠道也有所不同。在贸易开放水平较高的省份,虽然产业集聚在推动技术进步上的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却限制了技术效率的提高,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实现的。     

中国是否出口了更多高技术产品——基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考察

本文引入了技术含量以及附加值的概念,以便更客观地考察中国的贸易结构及其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研究发现,尽管中国传统分类方法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但最能反映一国技术深度的中等技术产品,以及需要自主知识产权和较高研发投入的高技术产品并不具备显著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中国出口商品还是主要集中在较低技术含量LT1类产品与以及部分能把生产环节分割到中国的HT1类高技术产品上。文中最后强调了中国进一步提升贸易结构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指明了贸易结构提升的方向。     

完全市场经济还有多远--中国经济转型进程研究

经济转型进程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但已有的研究只偏重于对经济转型进程"量"的测度,而忽视了转型进程中不同阶段"质"的飞跃。事实上,中国在1997年就已经完成了体制转型,建立了"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向建立"好的市场经济"方向继续努力。为此,中国要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实现金融架构与产业架构的相互协调,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向信息化迈进。     

贸易方式、生产控制与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控制方式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它不仅同加工贸易方式有关,更与所有制性质有关。从全国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看,存在着苏州模式、东莞模式和晋江模式,其中以苏州模式为主,由此基本决定了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路径,但是也并不排斥拥有销售权的民营企业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中间产品贸易、不对称溢出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基于2002-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于制造业内资企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行业内的水平溢出,还是行业间的垂直溢出,FDI都对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中间产品贸易对于FDI外溢效应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垂直方向,其中前向溢出效应有所减弱,而后向溢出效应得以增强。对于中国的不同部门而言,由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从而对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效应产生影响。     

中间产品贸易、不对称溢出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基于2002-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于制造业内资企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行业内的水平溢出,还是行业间的垂直溢出,FDI都对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中间产品贸易对于FDI外溢效应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垂直方向,其中前向溢出效应有所减弱,而后向溢出效应得以增强.对于中国的不同部门而言,由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从而对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效应产生影响.     

中国出口市场选择与贸易转型升级——基于分类市场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出口市场这一新的视角,实证检验较之于以发达经济体为出口市场,以发展中经济体为出口市场是否更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结果表明,中国以发达经济体为出口市场,并非如要素禀赋理论所预期,出口被长期"锁定"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而以发展中经济体为出口市场,也并非如重叠需求等理论所预期,更有利于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升级。相反,以发达经济体为出口市场更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本文认为,出现上述结果是中国融入产品内分工这一新的国际分工体系所致。因此,在后危机时代不断提高开放型水平,通过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以及利用FDI等,不断向产品内分工体系下的产品"高端"价值链攀升,是中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     

低碳经济转型和中国-东盟FTA贸易与环境的协调

在金融危机全面影响实体经济、世界经济加速向低碳转型的2009年,中国-东盟FTA的构建进入关键时期。尽管双方并没有因此延缓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步伐,于2010年1月1日如期建成FTA,但包括贸易与环境的摩擦及冲突在内的中国威胁论的不和谐之音还是若隐若现。低碳经济转型为中国-东盟FTA建设贸易与环境的协调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契机和内部驱动力量。     

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

1978年以来的中国国内转型与国际体系转型具有共时性与相关性意义。在提供一种国内-国际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国内转型的国际体系因素以及国内变迁对对外关系转型之影响的同时,作者还分析了中国国内转型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认为国际化带来的国内-国际利益联系维持了过去30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关系。随着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进展,这种合作关系在将来可能受到考验,存在潜在的不确定性。     

海禁与明末的海外贸易和国内市场状况探析

本文通过分析明帝国的国内市场、海外贸易成本和商业资本流向,得出了结论。认为16世纪末,明帝国政府逐渐放宽了海禁政策,一部分商人开始投身于合法的海外贸易并赚取了可观的利润。因此,就有人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明帝国的海禁政策能够被完全抛弃,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像西欧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海外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联系对中国来说是不同于西欧国家的。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资本的流向等都和同时期的西欧国家有着不同特点,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西欧国家那样的发展道路。     

海禁与明末的海外贸易和国内市场状况探析

本文通过分析明帝国的国内市场、海外贸易成本和商业资本流向,得出了结论.认为16世纪末,明帝国政府逐渐放宽了海禁政策,一部分商人开始投身于合法的海外贸易并赚取了可观的利润.因此,就有人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明帝国的海禁政策能够被完全抛弃,那么中国就很有可能像西欧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海外贸易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联系对中国来说是不同于西欧国家的.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资本的流向等都和同时期的西欧国家有着不同特点,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西欧国家那样的发展道路.     

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5～2008年

本文基于中国1985～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工具变量GMM方法对贸易开放、国内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经验检验。研究克服了变量内生性问题,纠正了传统研究中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一体化因素对省际经济增长影响的低估问题。分析表明,贸易开放和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人均GDP的平均贡献度分别为7.2%和17.9%,并且前者的作用随时间增强,而后者的影响有所减弱。此外,二者之间在促进增长方面存在替代关系,并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别,即:贸易开放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而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内陆地区的影响更重要,这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统筹国内外市场,实现内外需平衡增长,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东亚新贸易模式的形成与转型——基于中国地位及作用的考察

本文在分析东亚新贸易模式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此次东亚贸易转型的核心即为中国经济的转型。随后,本文运用传统简化的引力模型,从分产品的视角考察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市场提供能力,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按产品分类还是按行业分类,中国在东亚区域内的市场提供能力随着自身经济的不断发展显著提升,这是中国在新三角贸易格局下作为地区出口平台的结果;中国提供的最终产品市场以资本品市场为主,最终消费品的吸收能力仍较弱;未来,中国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能力的提升将有赖于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能力的提升,而这又取决于中国国内最终消费规模的扩大。     

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开放带采的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技术溢出的效果与贸易结构相关，并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结合。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1980—2006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然后通过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中低技术品，高技术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果更明显，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人力资本的结构和分布，人力资本水平更直接地影响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调整贸易结构和增加教育投资是强化贸易开放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两个必然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