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337调查”，知识产权是关键——牛塘化工等企业“337调查”胜诉启示

2012年，“337调查”共案发29起。其中，涉华的案件达到了11起，占到了美国337调查总数的37．9％。面对频频来袭的“337调查”，常州市牛塘化工厂有限公司“337调查”维权案的胜诉为国内企业带来了许多启示。     

中美钢铁双反案拉开序幕

近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环状不锈钢焊接管产品进行反补贴及反倾销调查，此案为美对我国输美产品发起的第9起反补贴反倾销合并调查案件，也是今年美国对我国发起的首起“双反”案件。     

13.电池337调查案中方胜诉

2004年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中国电池331调查案的终裁中，中国企业因为美国原告方专利无效而宣告全面胜诉。不过自1986年中国皮毛大衣第一次遭遇“337”调查以来．中国已遭遇多起“337条款”的案件．仅最近3年．就有15起．涉及47家中国企业以及DVD、拖拉机、药品，汞电池、油墨打印机等多种产品．而且．此类案件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介绍美国关税法第"337条款"

2003年1～6月份,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先后启动4起直接涉及中国内地企业的“337条款”调查,20多家中国企业被指控侵犯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涉案产品包括农用拖拉机及割草机、农用车辆、伟哥成分和无汞碱性电池等。近三年来,ITC共启动“337条款”调查61起,直接涉及中国内地企业的诉讼已有17起,先后有47家中国内地企业被起诉。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贸易法中的“337条款”解析及对策

“337条款”是美国对外国进口产品侵犯其知识产权的一项救济制度。近几年，美国频繁挥舞“337条款”大棒对我国出口产品进行限制，给我国企业的出口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与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相比，同为美国反进口激增的限制措施，我国商界和法律界对“337条款”的研究则要薄弱得多。因此，对美国“337条款”予以详细的解析并寻求相应的法律对策，对我国企业的出口实务无不裨益。     

美国"337条款"及其应对策略分析

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对国内工业的保护可谓是不遗余力，其完备而严密的法律体系就像一张大网，外国企业稍有不慎就会落人其中。“337条款”就是这张大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不断遭到美国的“337调查”。今年4月9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又做出决定，就中国部分DVD机及电脑光碟存储设备芯片展开调查。     

应对中美贸易中知识产权壁垒的策略

2002年以来,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美国337调查的最大受害国。美国试图通过337调查在其国内市场筑起知识产权壁垒,达到限制进口中国产品的目的。337调查作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手段,成为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主要障碍。针对美国的337调查,我们需要建立由政府、行业及企业构成的系统性应对体系。     

我国企业应对美国337调查的战略思考

为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许多企业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频繁引用337调查对美国进口产品展开调查.近年来我国已成为美国337调查的主要对象和最大受害者.本文首先介绍美国337调查的涵义,其次分析我国输美产品频繁遭受337调查的原因,最后从我国企业的角度提出了应对337调查的战略.     

欧盟“双反”调查对我国光伏产业的影响

欧盟委员会9月6日发布正式立案公告，对中国光伏电池及组件发起反倾销调查。这起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的案件，是中欧双方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纠纷，也是全球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本文从欧盟启动“双反”调查的背景出发，分析欧盟“双反”与美国“双反”的异同，讨论了“双反”可能对我国光伏产业带来的影响，并对“双反”的应诉提出粗浅建议。     

中国电池业首胜美337调查

近日，美国联邦上诉巡回法院对美国劲量控股有限公司诉中国电池企业碱锰电池专利侵权一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裁定，美国劲量公司的“709无汞碱锰电池专利”全部无效。这意味着持续五年之久的由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组织联合应诉的美国“337电池渊查案”以我方彻底胜诉而结束，这也是美国对中国多项337调查案例中中国企业首次胜诉。     

美国对华重启“301”调查的动机、影响与对策北大核心SSCI

美国总统特朗普2017年8月签署对中国重启“301”调查的行政备忘录。重启既是逆全球化的直接体现,也是特朗普为践行其竞选承诺,推动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举措,更是发展民族主义思潮的间接表现及巩固其霸权地位的需要。从中方看,中美贸易中美国的顺差地位及中国应对美国发起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337条款”调查的能力和制度不断增强与完善,也使美国感到需寻找新的手段维护其利益。重启“301条款”调查对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它既会制约中国对美出口、阻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进程,也有可能引起他国效仿,使中国陷入被动。中国应主动进行沟通谈判,解决对外贸易分歧;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进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深入研究wT0规则,有效利用争端解决机制。     

我国企业如何应对美国“337条款”

近年来中美经贸往来日益频繁，我国对美出口不仅规模扩大，商品结构也不断优化。但在高科技贸易方面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美国厂商不断援引“337条款”对他国厂商进行指控。随着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美国企业也不断挥舞着“337条款”的大棒向我们逼近。     

美国“337条款调查”及企业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我国企业频频遭受美国"337条款调查".通过对美国海关关税法"337条款"的初步分析,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企业应对"337条款调查"的基本策略.     

美国337条款解读与法律对策

2004年的国庆节对于中国电池行业来说，应该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中国电池337调查案的终裁中，中国企业因为美国原告方专利无效而宣告全面胜诉。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三年以后，在国人能够渐渐理性地认识“入世”三大不利条款（市场经济地位，特保措施和纺织品特限措施）并采取相应措施的时候，也是在电池案获胜的庆祝喧嚣声中逐渐平息的时候，一个更加“技术化”的美国贸易壁垒开始更清晰地浮现在公众面前——美国关税法的337条款。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特点及应对措施

一、我国遭遇反倾销的情况与特点。近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是当“中国制造”昂首走向世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遭遇了严重的反倾销障碍。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提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以来，截止2003年6月，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国外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数量已达到1527起。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地区)达33个，涉及出口金额约170亿美元。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严重影响了贸易出口的增长。     

美国337调查中公共利益权衡及启示

337调查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机制。2013年以来,美国行政和司法机构在实践中有意加强对公共利益的权衡,在判例上开始作出337调查排除禁令。本文从337调查中关于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出发,探讨美国行政和司法机构在实践中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和裁决,以及337调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情况,并据此对中国企业在应对337调查时,合理运用公共利益维护合法权利的途径与方法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制造"的最大隐患:"337"条款

2003年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发表公告，决定启用美国关税法第337条款，对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日本、新加坡、印尼的无汞碱性电池展开知识产权调查。此次被启动调查程序的涉案企业共26家，其中中国内地企业有8家。该案的申诉方美国劲量控股公司和EVEREADY电池公司于2003年4月28日依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提出     

中美贸易摩擦根源的反思

1980年7月2日,美国对中国薄荷醇进行首次反倾销调查。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中美贸易一反入世正面效应的常态,贸易摩擦硝烟不断。截至2004年年底,美国已累计对华发起110起反倾销调查,19起保障措施(包括5起特定产品保障措施和12起纺织品特保措施调查),占中国涉案总数的20%,成为迄今为止对华贸易摩擦案件最多的国家。2004年,美国对华新发起6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34.109亿美元,针对中国纺织品发起12起特保措施调查。进入2005年,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再次引起众人关注。其实,作为全球两大重要的贸易体,在贸易中发生摩擦本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然而,由…     

中国光伏产业:在阴霾中迎来春天

自2011年以来,我国的光伏产业真可谓是危机四伏——先是多晶硅生产爆出环境污染问题,太阳能光伏行业的“绿色能源含金量”遭到严重质疑;紧接着,2011年年底美国决定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近日,又有消息称,欧洲企业将对中国光伏企业发起类似调查.这一消息绝非空穴来风,有媒体报道称,已在美国申请对中国光伏企业“双反”的德属SolarworldAG正联合欧盟光伏企业,为向欧盟委员会竞争机构发起“双反”做准备.     

冷静应对新形势下的贸易摩擦

一、我国在贸易摩擦方面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向和新特点以及产生的影响 反补贴是继反倾销之后的又一个贸易摩擦新热点.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的最大目标国,全球70%以上的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加拿大、美国是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发起国,其做法可能被其他国家仿效.截至2008年8月,我国遭遇反补贴调查一共23起,其中美国13起,加拿大8起,澳大利业和南非各1起.目前,欧盟、印度等也在研究酝酿对我国发起反补贴调查.我国遭遇反补贴来势之猛、影响之大,在全球反补贴历史上罕见.与反倾销相比,反补贴调查的危害更为严重.第一,挑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严重影响我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第二,恶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使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围的国际形象受到影响;第三,削弱我国产业竞争力,损害我国经济利益;第四,强化和扩展对我国不利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