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率监管引入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缓释效应吗?——基于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中国2011年开始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来监管银行的行为,杠杆率指标不考虑资产的风险权重,有效地控制了资产从风险水平较低向高风险转变时所引起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工具的失效。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数据,研究杠杆率监管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分析其引入之后能否缓释与弱化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研究发现,随着杠杆率监管的引入,银行增大了对自有资本的持有比例,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程度,提高了银行的稳定性。并且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缓释效应存在异质性。银行资产质量越差时,引入杠杆率监管对银行产生的风险缓释效果越明显。同时,也会给资产质量较好但杠杆率指标不达标的银行带来监管方面的压力。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

本文在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三大支柱中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在分析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的影响的基础上,分析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理论和实践,然后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2006-2011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了银行资本充足率对银行经营效率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建议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杠杆率监管；优化资本结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关于杠杆率监管的逻辑思考

杠杆率是宏观审慎监管引入的重要监管指标之一。本文依次分析了杠杆率监管的演进,杠杆率与监管资本套利,影子银行,顺周期性缓释,以及金融创新等问题,指出了杠杆率监管的引入可以有效弥补单一资本充足率指标监管的不足,校正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较大幅度背离的现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银行规模、资本与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载体,而规模和资本水平不同的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效应存在差异.文章就我国银行业的数据实证检验银行规模、资本与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贷款规模波动与银行规模正相关;银行信贷增长率与银行的杠杆率负相关;资本充足率和信贷规模正相关.     

金融高杠杆何去何从?

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对金融高杠杆的使用在过去几十年中达到了极致,最终导致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纷纷谴责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金融机构的过度杠杆化, “去杠杆化“浪潮迅速在全球展开. 　　<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硬性外在约束,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实际上规定了商业银行的最高杠杆率,商业银行的风险也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条文的监管终究有限,金融创新必然会打破监管限制,随着商业银行的业务不断发展,商业银行的金融杠杆也在不断调整.美国银行业数据显示,美国银行业金融杠杆率约在11倍至14倍之间,近十年的趋势是先降后升.……     

从上市银行行为看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

文章运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对15家上市商业银行2006年～2011年间的资本充足率与风险行为之间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存在多重影响,对部分银行具有正向的风险激励效应,对大部分银行具有负向的激励效应。在此基础上,对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为和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分别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与风险激励效应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中国127家商业银行2008-2011年间的资本充足率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证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激励效应存在且显著,对资本不足的银行而言,风险激励效应则更明显。监管当局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标是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如果风险激励效应存在,则与资本监管的初衷背道而驰,这是监管当局不得不引起关注之处。     

新时代下商业银行杠杆率影响因素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可见,主动应对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尤其杠杆率是新时代下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指标。有鉴于引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是银行过高的杠杆率,因此,本文聚焦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问题,从宏观、财务和风险三个维度入手,选取六大指标,利用2007-2017年数据,建立了Adaptive-Lasso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影响杠杆率的因素中,CPI影响不显著,M2/GDP影响最大的结论.进而提出银行层面需加强业务创新能力、提升宏观研究能力、建立健全长效资本约束机制,监管层面应将指标考核动态性、完善指标相关制度的政策建议,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参考。     

试用经济资本加强风险管理

银行经济资本,是基于银行全部风险之上的资本,是一种虚拟的、与银行风险的非预期损失等额的资本。经济资本是当代银行业顺应国际监管要求,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和面临风险日趋复杂的现实下,注重内部资本管理,并超越资本监管要求而产生的全新管理理念,是加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苏州银行由原来的江苏东吴农村商业银行改制而来,并于2010年9月28日正式挂牌营业,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因此此时引入经济资本,加强风险管理显得更为重要,对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水平有重要意义。     

论巴塞尔协议Ⅲ中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改革

Basel协议Ⅲ是在新资本协议基础上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目标是提高银行业抗击冲击的能力,提高风险管理和治理能力,加强银行的透明度,内容涵盖扩大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增强监管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引入流动性监管标准等诸多方面。     

资本监管下商业银行资本结构研究

在一个完善的综合经济体中,商业银行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其资本结构,不断加强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成为银行业发展的共识.商业银行相较于传统意义的公司,具有经营货币的特殊性,商业银行的资本除其自有资本(权益资本)外,某些资本以负债形式呈现;其次,在资产方面,相较于拥有实物资产的企业,商业银行拥有的基本上是货币资金、 有价证券等虚拟资产,所处金融业是一种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风险,从风险防范、 资本监管的视角来看,仅以相关权益资本的比率来表示银行的资本风险水平,并不客观,这就需要商业银行创新市场资本工具、 拓宽汲取资本来源,实现资本结构朝集约型方向发展,增强发展竞争力.     

资本监管、非利息收入与商业银行绩效

《巴塞尔协议Ⅲ》发布之后,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实施了新的资本监管制度。商业银行绩效不仅受资本监管的影响,还与自身的经营模式紧密相关。文章选用RAROC(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率)来衡量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绩效,使用10家上市商业银行2007—2014年的财务数据,研究资本监管、非利息收入这两个因素对我国商业银行绩效产生的影响。其中,更严格的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具有正面影响,而非利息业务还不能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绩效。研究结论为我国商业银行优化调整业务方向、提升经营绩效提供建议和借鉴。     

《新巴塞尔协议》与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银行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稳健经营的基本标准之一,也是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与目标.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尚未达到国际巴塞尔委员会所规定的银行最低资本要求《新巴塞尔协议》为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顺周期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选取1999年～2012年宏观月度数据,实证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的顺周期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杠杆率具有顺周期性,商业银行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自身发展战略主动调整杠杆率,以实现一定风险水平下的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上行周期,决定杠杆率的主要因素是同业拆借利率、债券回购利率等宏观因素;在经济下行周期,我国商业银行通过调整流动比率来降低杠杆率,达到监管要求。     

中国影子银行部门系统性风险的形成、影响与应对

本文分析了影子银行风险传染机制及其影响,在违约风险基于会计账户传染的马尔科夫过程假设下,运用投入产出法构建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测度模型,以2007-2012年中国影子银行业务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信托公司部门是主要的风险源,银行部门是系统性风险最主要的承担者,观测期内影子银行部门系统性风险整体呈现上升趋势。防控系统性风险应从影子银行业务风险隔离机制、资本与杠杆率监管、信息透明度、宏观审慎框架和风险应急机制等建设着手。     

“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对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影响研究

基于将所有金融科技活动全面纳入金融监管中来的思路,以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为切入点,分析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监管框架助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内在机理,为“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中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而更具统一性和标准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则在盈利端发挥更强的促进作用,但其中杠杆率存在门槛效应;“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提高盈利方面的作用,与降低风险方面的作用相比相形见绌。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金融科技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认知,稳步实现将金融科技活动纳入监管、有效统筹好“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助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职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互补性,并在金融监管与金融科技创新博弈过程中,及时准确地根据商业银行创新行为适时灵活调整杠杆率,充分发挥杠杆监管的作用,为监管提质增效。     

增强合规意识促进经营发展

合规经营是防范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需要,是提升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需要。因为合规与银行的成本控制、风险控制、资本回报等银行经营的核心要素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能为银行创造价值,而且有效的合规经营能将风险消除于无形。要实现银行的持续、稳健发展,就必须使银行的经营活动与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规则、自律性组织制定的有关准则,     

资本监管标准变化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动的影响分析

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细化监管资本的定义、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并设置了流动性和杠杆率监管的国际标准。2012年6月8日,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作为银行业监管新标准的核心内容,并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2018年底前全面达标。新资本监管办法执行后,商业银行新旧资本充足指标比较发现：新旧资本充足率均较为充裕,但新指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外资法人银行下降趋势更为明显。监管层和商业银行需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保持银行资本充足情况下的长效运营。     

资本监管、银行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传导

近年来,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正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资本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资本监管通过对银行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在资本监管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和货币政策关系的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在资本监管的背景下探讨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研究展望。     

资本监管下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融资行为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4月银监会颁布了《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这对我国银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比较与分析的方法，探究我国商业银行在资本监管下的融资行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促进融资多元化，提高资本充足率，降低风险，实现商业银行的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