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结构变迁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前向关联效应与后向关联效应

本文利用30个省份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共计120张投入产出表，结合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测算细分种类的服务贸易附加值，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服务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服务贸易可以显著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前向关联每提高10%，带动服务业TFP上升0.277%；后向关联每提高10%，带动服务业TFP上升0.882%。(2)随着产业结构变迁，服务贸易的后向关联效应依旧可以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前向关联效应则无法为服务业TFP的增长提供支撑。(3)细分行业后发现，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是结构变迁诱发前后向关联效应对TFP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因此，降低服务业准入门槛，发挥服务贸易前后向关联效应，对实现长期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基于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对象扩展到服务领域,利用服务业行业面板数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服务企业的适用性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劳动生产率都显示出与服务贸易出口规模的正相关关系,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越大;同时,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规模以及服务业的竞争优势都是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重要原因。最后,本文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建议。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再测算

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文献入手,综述并总结出测算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公式,并利用历年统计数据得出中国1952～2006年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借助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率的贡献进行了纵向的时序分析,并与国外经验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在1980年前波动较大,1980年后渐趋平稳,但总体水平偏低,以要素(资本)推动为主的服务业发展与中国居民的低收入状态不相适应。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就业与工资波动性的影响

本文从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就业与工资波动性的关系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首先在弹性分析框架之下,对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工业工资和就业波动性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然后采用我国细分工业行业的数据,在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使用回归分析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工业工资和就业波动性的影响。研究的基本结论是,贸易自由化很可能增强了给定外生劳动需求冲击之下工业劳动者工资和就业的波动性。     

服务贸易自由化、行业数字发展水平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基于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2014～2018年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和考察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显著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而行业的数字化则强化了服务贸易开放的正向效应。服务贸易自由化与行业数字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降低企业中间品成本、压缩管理费用、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来讲，服务贸易开放和行业数字发展水平对经营时间长、规模大、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助推作用更为明显；从区域特征异质性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行业数字化对处于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外商投资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服务化进程的正向效应更为强烈。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本文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2000年以来上海服务业利用FDI与上海服务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协整检验结果发现上海服务业利用FDI与上海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之间均存在着长期正相关关系: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则表明服务业FDI的流入是促进上海服务贸易的格兰杰原因,但上海服务进出口的增长却不是服务业FDI流入上海的格兰杰原因.笔者试着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并由此提出自己的建议.     

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TFP变动研究综述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问题。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来看,国内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以及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生产率提升吗?——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检验

服务部门自由化是否有助于一国生产率的提升?由于服务部门自由化程度较难衡量,针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以GATS签订时的"中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为依据,计算了多边框架下中国的服务部门自由化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内资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的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内资工业行业生产率的提升,甚至存在一定的阻碍作用。文章进一步从服务部门与工业行业投入产出联系的角度分析了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     

供给侧改革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全国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证实了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通过误差修正模型(ECM模型)进行估计检验,结果显示: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向影响。     

出口贸易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二元外贸结构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出口贸易不仅包括一般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这两类不同的贸易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将出口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运用差分GMM方法分别研究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加工贸易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一般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出口贸易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二元外贸结构的视角

中国出口贸易不仅包括一般贸易还包括加工贸易,这两类不同的贸易行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文章将出口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运用差分GMM方法分别研究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加工贸易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一般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带动经济转型升级。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省际差异

运用2005～2009年中国31省份服务业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原因、空间差异与变动趋势进行考察,并将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整体仍表现为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负增长,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服务业发展水平较落后,且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对中国及各区域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不同的影响。     

江苏省服务业利用FDI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伴随江苏省产业结构的升级,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FDI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值得关注。运用1992²012年的数据,从江苏省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增加值、以及生产总值作为一个系统中相互决定和相互依存的内生变量角度构造动态模型,对江苏省服务贸易与FDI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服务业外商投资流量与GDP不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虽然GDP的增长是引起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不是引起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OP法估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特点的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状况:2001年入世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阶段,短期通过企业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促进了要素在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快速自由流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由此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是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明显提高,有些行业甚至出现倒退。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最低,民营企业生产率居中,要素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再次证实了民营经济是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有更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因而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跟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现象。从东中西区域看,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均值最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最高,但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异质性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配置效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1998～2007年中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OP法估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特点的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状况：2001年入世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快速的贸易自由化阶段,短期通过企业的退出和进入机制促进了要素在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快速自由流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由此促进生产率提高。但是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没有促进要素配置效率的明显提高,有些行业甚至出现倒退。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最低,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要素配置效率最低,民营企业生产率居中,要素配置效率却是最高的,再次证实了民营经济是我国最为活跃的经济主体。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有更高效的要素配置效率,因而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跟Melitz（2003）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现象。从东中西区域看,东部地区企业生产率均值最高,要素配置效率也最高,但区域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     

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路径研究

随着内地与港澳更紧密贸易关系安排（CEPA）政策的出台,粤港澳经济合作特别是服务业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现实,本文从服务贸易自由化等概念出发,基于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的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模型,根据香港与内地生产者服务贸易特点的相关变量,对CEPA政策实施的生产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了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现状、问题及现实路径。研究表明,大力引进港澳服务业,特别是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切实促进前海、横琴等试验区发展,全面落实相关政策的衔接以及相应纳税政策是促进三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路径。     

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与制造业技术进步

文章基于最新全球投入产出表构建更加细化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位置指数,分别利用OP和LP方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二者进行匹配,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所带来的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制造业生产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效益。结果显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提升对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国内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创新效应大于国外服务要素投入带来的溢出效应;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中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创新效率提高更明显;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技术创新和溢出是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影响机制,基于中国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现状,信息技术服务、研发与商业服务、金融服务业等高技术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和创新效应需要得到进一步释放。     

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开放带采的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技术溢出的效果与贸易结构相关，并且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存量相结合。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1980—2006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然后通过基于ECM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分析贸易结构和人力资本联合指标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相对于中低技术品，高技术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果更明显，在更大程度上提高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人力资本的结构和分布，人力资本水平更直接地影响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调整贸易结构和增加教育投资是强化贸易开放的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两个必然的政策选择。     

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分析和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分析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机制,接着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3-2011年14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最后设定面板回归模型就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服务业技术进步在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各行业的异质性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有所不同;除房地产业外,服务业FDI确实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其显著地促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非线性特征不明显;服务行业内部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新增长理论框架下,通过一个用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及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它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度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