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非农化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分析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通过耕地非农化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分析,指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耕地非农化不可避免,但重要的是非农化的速度要与城市接纳人口,耕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相一致才可避免因耕地大量减少危及农业安全。最后提出政府的调控措施。     

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与迁移路径

目的 耕地非农化影响1.2亿hm²（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现象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有效掌握耕地非农化演变空间特征是保护耕地的重要前提。方法 文章以广西边境3个地级市的23个县域地区为研究区,通过构建重心模型、标准差椭圆模型分析刻画1980—2018年耕地非农化速度与方向,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空间特征。结果 （1）1980—2018年4个时期内耕地非农化面积呈“N”型波动增长的趋势,其中2010—2018年耕地非农化面积最大,为49 367 hm²;1990—2000年耕地非农化面积最小,为5 270 hm²,耕地非农化面积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城市中心。（2）耕地非农化速度具有空间非均衡性,标准差椭圆面积往东南方向持续扩张,耕地非农化空间上总体由西北部往东南方向迁移,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3）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面积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但集聚优势逐渐下降,“高—高”聚类的空间变化主导了耕地非农化面积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的格局演变。结论 研究揭示了广西边境地区耕地非农化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可为边境地区制定耕地非农化管控机制和优化国土空间结构提供参考。     

湖南省耕地变化特点、驱动力及可持续利用研究

该文利用湖南省近10多年来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和相关的社会经济数据,对湖南省近10年来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以及耕地利用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应用逐步回归法,定量研究了各经济社会驱动因子同耕地变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耕地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经济的发展、农业科技进步以及农业产量的提高是湖南省耕地变化的重要原因;最后,从耕地可持续利用角度,详细分析了湖南省耕地可持续利用中存在的各种障碍性因素。     

我国耕地非农化研究进展及展望

［目的］通过梳理我国耕地非农化的研究进展,研判现有研究成效及不足,并结合新时代耕地非农化的诉求,厘定未来研究导向和重点,为增强耕地非农化成果精准性提供参考和借鉴。［方法］该文采用文献综述法和对比分析法总结我国耕地非农化的研究及发展趋势。［结果］（1）从研究内容上看,我国耕地非农化研究内容丰富,耕地非农化发展现状主要涉及耕地非农化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发展异质性显著; 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较为明显,但对社会及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 驱动力及驱动机制对耕地非农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 耕地非农化体制机制、技术层面的调控因地区性发展差异而有所不同; 研究多以耕地非农化的静态为主,动态性不强,对耕地非农化发展过程的控制与管控研究存在不足。（2）从研究尺度上看,我国耕地非农化研究集中在以全国和省市域为主的宏观地域上,对全国以及各省份及其内部范畴的耕地非农化做出研究分析,该尺度范围内耕地非农化发展大体呈不均衡态势,而目前我国对于微观层面上的研究相对较少。（3）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多以定性方法为主,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问题,通过数理统计分析研究耕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并结合遥感与GIS技术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动态监测,但多目标、多学科综合集成的智能体技术应用较少。［结论］创新耕地非农化的研究方法,构建智能决策模型; 加强耕地非农化过程管控研究,提高实时监控力度与吻合度; 厘清微观主体的行为特征,完善多尺度、多层次结构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四川省经济发展与耕地非农化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目前四川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同时各项建设也占用了大量耕地.利用四川省1988-2005 年的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法分析四川省GDP、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非农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表明:GDP和城市化水平是耕地非农化的原因,同时耕地非农化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耕地非农化并没有导致GDP的明显增加.     

贵州省耕地非农化的空间格局特征与迁移路径

目的 针对厘清喀斯特耕地非农化时空演变过程的科学问题,以贵州省为例,定量揭示喀斯特耕地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其平均重心时空偏移趋势和迁移路径,为喀斯特区域耕地资源持续发展利用提供数据和方法支撑。方法 文章基于1980—2020年的贵州省土地利用长时序空间数据,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获取近40年来耕地非农化的空间分布数据信息,综合引入耕地非农化速度模型、重心模型、耕地非农化标准差异椭圆方法、空间自相关模型,定量揭示贵州省近40年来耕地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分布特征、时空迁移路径与集聚特征。结果 （1）1980—2020年贵州省的耕地非农化虽然非均衡化发展态势,但其非均衡程度呈降低趋势,耕地非农化严重区主要分布在黔中和黔西北地区。（2）自1980年来,黔中地区及市州所辖区的耕地非农化速度总体快于其他地区,尤其是云岩区非农化速度最快,耕地非农化重心空间迁移路径呈“V”型形态,表现为先向东南方向后持续向西北方向偏移的趋势。（3）贵州省耕地非农化空间集聚性总体上呈增强趋势,其中高—高聚集区和低—低聚集区分别集中在西北部和东南部,并且高—高和低—低聚类的变化主导了耕地非农化空间自相关关系的格局演变。结论 揭示1980—2020年贵州省耕地非农化的空间格局的时空变化趋势、偏移方向与迁移路径,可为喀斯特区域耕地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和辅助决策。     

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分析

研究目的：在对耕地利用及转用的经济过程与相关利益主体损益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耕地流失经济机理,提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机制。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与定性分析法。研究结果：多功能外溢引发的耕地利用低收益和耕地非农化的低成本以及耕地保护的巨大机会成本是耕地转用的根本所在,可从耕地利用多功能外溢补贴以及发展机会成本补偿两个方面建立耕地保护经济机制。研究结论：当前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中缺乏有效的经济补偿机制,建立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对平衡各相关经济主体间的利益配置关系,形成完备的耕地保护约束激励机制,增强耕地保护的微观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江汉平原耕地资源非农化空间差异分析

在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占用大量耕地的同时,农村居民点也在占用耕地.城市化不仅包括人口城市化,还包括土地利用城市化和耕地非农化城市化.通过人口城市化指标来表征人口结构、土地利用城市化指标和耕地非农化城市化指标来表征土地利用结构.在分析江汉平原人口城市化、土地利用城市化和耕地非农化城市化空间差异的基础上,研究了江汉平原人口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的空间差异与耕地非农化空间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4年,江汉平原地区耕地非农化面积较多的市县主要集中在武汉市城市圈内;耕地非农化主要流向城镇用地、交通用地和工矿用地,但各市县的情况不一;土地利用结构的空间差异是形成江汉平原耕地非农化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耕地利用效益体系重构及其外部性分析

研究目的：在耕地利用效益体系重构和外部性分析的基础上,探求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和系统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形态、产生的基础和作用过程不同,其中耕地利用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外部性是耕地非农化的根本原因,而耕地利用外部效益的内部化则是解决目前耕地保护外部性问题的根本途径。研究结论：应尽快建立和实施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     

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分析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过程的内在原因,以助于协调黑龙江省耕地非农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耕地保护工作与未来经济运行相一致。研究方法: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利用Eviews4.1软件分析。研究结果: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与经济增长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并不一致,城市化进程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须将城市化作为切入点。     

典型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影响的微观机理

深入探讨农区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理,是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文章结合山东省禹城市与桓台县7个城郊型回迁社区、新型农村社区、传统型村庄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资料,应用可行能力分析方法,从生态、社会及经济等3个维度构建了农户行为响应评价体系,分析了典型平原农区农户对土地非农化的行为响应特征,揭示了土地非农化对乡村发展的微观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土地非农化是城乡土地要素流动与空间重构的过程,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包括由城镇征地、村庄扩展与农村社区化产生的直接影响与城镇辐射的间接影响,提升或降低了农户行为主体的生态、社会及经济福利;(2)不同类型村庄对土地非农化直接影响的行为响应各不相同,其中,城镇征地对城郊型社区的影响最为剧烈,导致农户经济、生态福利的提升及社会福利的下降,传统型村庄受村庄扩展影响深远,降低了农户生态福利,新型农村社区具有较高的居住效用,有效提升了农户生态福利;(3)传统型村庄受土地非农化间接影响较强,经济福利得以显著提升,经济发达镇域辐射效应有效提升了新型农村社区农户的生态、经济及社会福利;(4)农户资源禀赋不同导致农户对土地非农化的行为响应存在差异;(5)适度推进城乡用地增减挂工程,调控城乡土地要素的合理流动。最后,该文提出了不同类型村庄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与调控路径。     

中国农耕土地开发利用历程及其启示

中国农耕土地开发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文章回顾了从旧石器时代到1949年前我国农耕土地开发利用历程、阐述了1949年以来农耕土地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耕地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对策。农耕土地开发利用历程是一个从土地的外延开发利用到内涵开发利用,从平面利用到立体利用逐步深化的过程,且1949年前的农耕土地利用开发具有地域分布不均衡、经常以军事活动为先导、开发形式复杂多样、开发中实行综合利用等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以空前的规模开垦荒地和开展土地改良,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质量有所提升,农耕土地开发利用取得明显成效。但综合考虑现有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状况和发展用地需求等因素,仍面临着后备资源不足、质量总体不高、退化现象严重、减少趋势还将继续等严峻形势。以史为鉴,切实保护耕地、加强农耕土地综合整治、促进集约节约用地,构建生态良好、可持续的农耕土地利用格局是未来的方向。     

中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耕地保护问题与对策研究

[目的]中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区耕地面积占河南全省耕地总面积的45. 5%,是河南省小麦和玉米主产区,文章研究中原区的耕地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促进中原区耕地保护提供借鉴。[方法]该研究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比较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当前中原区耕地数量分布、耕地质量等耕地资源状况,以及耕地占补平衡、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确权等耕地保护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中原区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未来耕地面积减少之势难逆转;耕地保护力度不够,非法占用耕地问题时有发生;耕地后备资源不足,耕地占补平衡落实难度加大;耕地重用轻管问题仍然突出,农田质量较低;耕地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结论]该研究针对上述问题研究提出了强化耕地管护,确保耕地面积基本稳定;强化耕地建设,提升耕地生产能力;创新土地管理与保护机制等加强耕地资源保护的对策建议。     

河南省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态势及对策研究

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文章运用文献分析和实际调研的研究方法,对耕地和基本农田从数量保护、质量保护、环境保护等3个方面阐述了内涵,并对河南省耕地及基本农田的保护现状和耕地资源动态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耕地数量占有量较大,基本农田保护率较高,平均保护率达到85%以上;同时存在河南省耕地总体质量较低,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复垦整理难度大;建设用地占用优质耕地,供给压力突出;灾毁耕地不断发生,土地生态环境面临威胁等农田保护瓶颈问题。该文根据河南省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态势及问题提出了通过完善耕地保护机制,科学合理划分农田保护区域;建立基本农田法律法规体系;损失补偿相关制度等措施,以期提高耕地和基本农田的治理能力和保护水平。     

太行山区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以河北省涞源县为例

[目的]耕地整理适宜性评价是土地整治规划的基础,可以为划定耕地整理重点区域、确定耕地整理项目和整理时序提供依据。[方法]文章以位于太行山区的涞源县为研究区域,以现状耕地图斑为评价单元,经独立性分析后选取地形坡度、表层土壤质地、灌溉保证率、耕地系数、与道路距离、与城镇中心距离、地质灾害易发性7个评价指标,运用贝叶斯概率模型计算各指标权重及未整理耕地的整理后验概率,并得到研究区未整理耕地的适宜性空间分布。同时根据改进的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分析了各适宜整理区的障碍因子并提出相应的整理措施。[结果](1)在影响涞源县耕地整理的各因素中,影响程度从小到大依次是表层土壤质地、与城镇中心距离、耕地系数、地形坡度、与道路距离、地质灾害易发性和灌溉保证率;(2)在涞源县未整理耕地中,高适宜整理区与较适宜整理区占未整理耕地的20.79%,可作为涞源县下一步耕地整理的选择;(3)制约涞源县全域耕地质量的障碍因子是灌溉保证率,整理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寻找灌溉水源、结合地形条件采用蓄、引、提相结合的方式合理布设农田水利设施,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结论]该文可为太行山区更科学合理地开展耕地整理项目提供依据。     

城市化加速期维持我国耕地数量稳定的可行性分析

文章主要研究当前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维持耕地数量基本稳定是否具有可行性。首先,采用文献归纳法,归纳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然后,采取统计描述分析方法,运用遥感监测数据,分析我国城市化发展时期耕地变化的状况,并将我国城市化发展时期耕地变化状况与已有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研究,分析该时期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最后,针对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采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进一步分析我国当前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维持耕地稳定的有利因素。研究结果认为:(1)我国前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前的城市建设应该主要整合已经占用的土地,在原有基础上加以集约利用,而不需要大量新增建设土地;(2)由于城市建设用地比农村建设用地更加集约化,城市化发展有利于阻止耕地流失;(3)我国生态退耕工程进入到巩固阶段,生态退耕面积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4)我国后备耕地资源分布区域不均衡,通过异地占补平衡可以缓解经济发达省份耕地资源不足问题。因此,文章结论认为:城市化加速期维持我国耕地数量基本稳定具有可行性。     

黑龙江省宝泉岭垦区耕地动态变化及集约利用评价

以宝泉岭垦区为研究单元,采用土地利用变化速率、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等概念就数量和程度上分析1994-2008年耕地利用的动态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从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益、持续状况四个方面选取16个指标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对研究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进行定量分析及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宝泉岭分局及各农...     

Optimal allocation of direct and embodied arable land associated to urban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options deriving fro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and resources do not flow directly but can be allocated as “embodied land” in goods and services dur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term “embodied arable land” can help link local land allocation strategies to the global and national supply chains and trade activities, and suggest new lens in optimizing arable land allocation. China is facing a serious arable land shortage, especially in municipal administrative areas. Based on the nested input-output analysis (Nested IOA), this work takes Shanghai as an example, exploring the allocation of direct and embodied arable land of an urban economy with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amount of embodied arable land associated with Shanghai economy is 6.09 Mha, broken down into local arable land use (0.20 Mha), domestic inflows (3.20 Mha) and foreign inflows (2.69 Mha). This area supports local final demand (4.32 Mha), domestic outflows (1.24 Mha) and foreign outflows (0.53 Mha). Land-related imbalances emerge in the study, namely the economy’s demand versus the city’s size, the arable land demand versus supply, and embodied arable land inflows versus outflows. Regarding the role of the urban economy in allocation of global arable land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on the one hand, Shanghai has intensively involved with a large amount of embodied foreign arable land resources, and has been heavy dependent on foreign embodied arable l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still large potential for Shanghai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 an optimal allocation of direct and embodied arable land. Policy suggestions on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 an optimal allocation of direct and embodied arable land are put for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