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经济目标,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来正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与贸易开放度、实际资本开放度和商品物价指数有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全球经济失衡的持续性分析——基于国际资本流动与经常账户失衡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资本净流动呈现了由众多顺差国几乎单一地流向美国的新趋势,由此形成的“对称性不调节解”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金融危机促成的再平衡压力及各国采取的政策响应,虽使全球经济失衡有所缓解,但考察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深度、分散度及持续性可以发现,两类再平衡举措的总体功效有限;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必须推进国际货币秩序、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联系和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内外失衡严重,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投资低效、失业率上升和国际收支巨额双顺差同时并存,这种局面的出现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但根源在于内部失衡,调节内部失衡是解决内外失衡的根本保证。     

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影响因素——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全球经常项目失衡是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经过多年累积,它已经发展成为威胁全球经济活力的重要隐患.借助于全球范围内56个国家或地区1980-2005年的经济数据,针对影响经常项目失衡的多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与各国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密切相关.政府财政收支对经常项目收支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于发达国家经常项目收支影响作用相对突出;金融开放度对经常项目收支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金融深化对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作用却没有得到明显的经验证据.因此,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全球经济正在进入新的不稳定地带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有效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才能促进当前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的有序解决.     

收入不平等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论证了收入不平等和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数量关 系.首先构建了收入不平等和经常账户关系的两期模型,研究表明:低收入人群的跨期消费决策受到参照群体(高消费群体)消费外部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同时,收入不平等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与金融发展程度相关.随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经常账户越容易产生赤字;当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低收入人群获得自由借贷的范围和水平受到限制,普遍推迟当前消费,进而导致经常账户盈余.文章还基于中国1980-2012年的统计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对收入不平等和经常账户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是造成中国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影响因素;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影响还受制于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及政策调整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内外失衡的问题。内部失衡以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为主要特征,储蓄和投资出现失衡,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外部失衡表现为国际收支"双顺差"。中国内外失衡既有财税分配体制与汇率政策等制度原因,又有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等经济结构原因。为此,必须加强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公共支出政策,增强汇率弹性和本外币政策的相互协调,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MB及ES分析框架估算我国经常性账户失衡

以经常性账户失衡为表现形式的全球失衡水平在2007年,即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达到峰值。早在2006年,中国已跃居成为全球最大的顺差国,现今全球顺差的1／4来自中国。在IMF构建的三种旨在衡量一国经常性账户“合意”水平的框架下,本文对我国外部失衡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我国经常性账户余额占GDP比重的理论水平约3．12％,2004年以来,我国实际汇率的调整幅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的改革是治理我国外部失衡的有效手段之一。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FDI与中国经常项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储蓄—投资的视角,采用时间序列计量技术,在5个变量系统内检验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常项目的影响。结果显示:经常项目、外国直接投资、名义汇率、名义利率以及GDP等5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利率、汇率不是经常项目的Granger原因,外国直接投资和GDP是经常项目的Granger原因,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增加,GDP增加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减少。其政策含义在于,通过对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需求在内的有关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整可以有效调节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     

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

本文测度了1995—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的碳排放量,分析了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通过构建“LMDl分解模型”,将各地区人均碳排放分解为人均GDP、能源结构、能源强度等影响因素,同时将能源强度进一步分解为各产业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两类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几类因素对各省市自治区碳排放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但从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人均GDP是促进碳排放量增长的决定因素,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变化主要由工业部门能源强度的变化决定,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促进能源强度的增加,间接推动了碳排放量的增长。能源结构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现阶段应根据各地区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碳减排政策,包括：优化区域能源结构、降低区域能源强度、调整区域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区域低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本文依据我国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特征,结合罗默(1999)和巴罗等(2000)的模型及演绎逻辑,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数理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将产权制度以直接或与资本相结合形式进入模型,分类检验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贸易、金融和地域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OLS和GMM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省际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本文指出,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包含制度贡献,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我国贸易条件异常波动的内外冲击因素

针对2007年第二季度至2012年期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异常波动的现象,文章利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比较分析了相关要素的影响方向和力度。结果表明:(1)国外产出缺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人民币升值是影响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异常波动的主要原因;(2)比较收入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国外产出缺口始终处于正向影响,人民币升值具有较强的负向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较中性。     

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以国富与民生关系失衡为本质特征的增长失衡。本文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与民生有关的政府责任切入,指出当前中国与民生状况直接相关的政府社会性支出的不足,是导致增长失衡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在提供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起基本的责任,加快财政支出结构转型,增加社会性支出的比重,改善民生状况,纠正增长失衡;并通过社会性支出的增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增长路径的转变,实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基于跨期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关于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关系的跨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然后利用1981-2009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中国实际外部财富、贸易条件以及国内外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中国实际外部财富的急剧攀升会引发人民币实际汇率快速升值;中国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会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而国外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则会降低人民币实际汇率,净效应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并不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波动;中国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不明显。短期内,中国实际外部财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关系与长期一致。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保持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的政策建议。     

中国影响就业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东、中、西部就业增长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增长要素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在西部较明显,东、中部并不明显;出口比率要素在东部和西部能显著影响就业;如果东、中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多依靠总投资拉动,会对本地就业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未来需要更多通过扩大总消费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东、中部的物质资本积累能显著促进就业增长,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的政府规模扩大对于该区域就业增长有很大促进作用;三个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对就业增长都不明显,城镇化的内生就业创造功能在各区域也没有得到很好发挥。     

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经验研究

理论上,企业和政府部门通过直接参与生产或提供公共服务都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在全社会总人力资本水平给定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在政府和企业部门间存在一个最优的配置比例。偏离这一最优比例,配置到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本越多,经济增长率将越低。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政府与企业雇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度量一个地区的人才配置状况,对中国地级市2001—2010年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经验研究显示:政府-企业间人力资本差异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低。各种敏感性分析表明,这一结果十分稳健。这表明大量优秀的人才配置到政府部门,确实有损经济增长。本文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即政府应该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引导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企业,而非政府部门就业。